政治看似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十分遥远，可政治制度一旦崩溃，人民的幸福生活便化为泡影。自从大规模国家出现后，人类就面临着如何维系国家生存、发展和稳定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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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携新作《从公司到国家：美国制度困局的历史解释》做客陆家嘴读书会，从政治文明发展的正、负反馈机制入手，探讨如何维持“可大可久”的政治制度。
以下内容整理自活动速记
去年，电视剧《大秦赋》播出后引发了很多争议，其中，有很多争议是源于大家对政治制度的不同看法。
《大秦赋》剧照
秦是大一统专制统治，这种单一的制度体系延续了数千年。直到清末西方人入侵，中国才突然被置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严复曾说：“知欧洲分治之所以兴，则知中国一统之所以弱矣。”严复的观点在当时非常具有普遍性：因为统一，中国科技才不发达，政治才不昌明，文明才不繁荣。比如，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再问“李约瑟之问”，《三联生活周刊》
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启蒙运动后，理性主义催生了民主制度，知识产权得以受到保护，最终推动了科技的发展。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看像牛顿这样的著名科学家，他们都受雇于王室、贵族或兵工厂，可见近代科学的发轫，实际上是受国家力量推动的，而且背后有很强的需求驱动——战争。文一教授讲过，近代物理学起源于对弹道的研究，而化学则源于对炸药的研究，这两者都是用来打仗的。
西方各国长期以来面临着高密度、低烈度的战争，所以对科学技术有巨大的需求。而大一统的中国一旦打仗必是大仗，高烈度的战争很难促进科学的发展，因为一下子就能将问题彻底解决，所以科学技术缺乏自我迭代更新的反馈周期。从这一角度来说，严复的观点不无道理。可换个角度看，却失之偏颇。（我们所说的政治必然是在有序状态下的政治，像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就不是政治关系，而是敌我关系。当敌我关系产生时，政治就陷入一种不可妥协的状态，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政治的失败。）因此，西方长期的分裂动乱又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这是前所未有的残酷，也是反人性的。然而，从八十年代以来，国内有相当多的人持“以分为美，以分为善”的观点，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谈一谈，政治到底是大好还是小好，分好还是合好。
我曾经提过“可大可久”的概念，即一个文明首先要能扩张，其次要能稳定。于是我借鉴了工程学的“反馈机制”，总结了持续扩张增强的正反馈因素和保持稳定持久的负反馈因素。
《商鞅》话剧剧照，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
首先，军事力量是正反馈。军事力量的扩张可以推动文明迅速增长，而军事的持续扩张则必然导致文明的崩溃，比如秦朝。商鞅变法相当于将秦国改造成了一个军工厂，但秦统一后却无法将军事扩张机制转化成平时的状态，折腾了13年最终还是灭亡了。宋朝基本解决了控制军事力量的问题，之后也没有再发生过地方藩镇割据的事，不过宋朝却总打败仗。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做了革命性改造，经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建立起来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将对军事力量的制约变成政治性原则、人民性原则。这是当代政治权力控制军事力量最先进的方式。
马基雅维利漫画形象
其次是宗教。信仰宗教的人数越多，宗教的影响力就越大，这是正反馈。但宗教的扩张必须以军事力量为依托。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曾说过：“拥有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没有武装的先知都灭亡了。”宗教的持续扩张也会带来其内部的崩溃瓦解，像阿拉伯世界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政治上的派系斗争，很大程度上也和一神教体系下教派的纷争脱不开干系。
再次是商业。说到商业，几十年来，史学界一直在争论，为什么中国没有资本主义萌芽？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国能成功遏制资本主义萌芽？目前，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朝代是商朝，之所以称为商，就是因为那些人善做生意。战国、西汉，中国商业都很发达。可正是因为商业过于发达，出现巨商豪强欺压百姓，侵夺国家权力的事情，所以从汉代起，国家就对商业实施限制，所以说中国人并不缺乏商业基因。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大规模的政治实践表明，政治生活是为了人类的共存，而不是为了资本的增值，因此历朝历代，国家都对商业、资本俘获政权、控制社会抱有警惕。
现场读者
第四是技术。当技术和资本捆绑在一起，形成双重正反馈时，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以上是正反馈的四种主要形式，未来还会有多种可能性和组合方式。如何将正反馈控制在合适范围内是对政治智慧很大的挑战，好比在边缘上转硬币，既不能控制过严，又不能任其过度发展，一步踏出，便会坠入万劫不复之深渊。
接着来看负反馈机制，首先是封建制。什么是封建制？打个比方，连锁店有直营店和加盟店两种形式，封建制就相当于加盟店模式。国王将土地分给诸侯，不能干预诸侯内部事务，诸侯需向国王承担封建义务。封建制是一种弱联合、松散的私权体系，是依靠国王和诸侯间的私相授受，借助姻亲、宗法或私人权利义务维系的体系，其主要特征是权力分层。美国联邦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接近于封建制的一种现代版本。州际贸易条款是美国宪法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即联邦和州发生冲突时，不是地方服从中央，而是到最高法院打官司。有人提议中国应该像美国一样搞司法独立，却没有发现搞司法独立的国家大都是联邦制的。州际贸易条款实质上就是协调联邦和州之间的关系。中美两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区别在于，中国几千年的权力之源是从中央延伸出来的，而美国是从地方。美国的权力分层机制在日常情况下运转良好，可一旦发生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则很容易暴露出制度整合程度不足的弊端。
现场读者
封建制的另一个特征是地方性，即权力资源来自封地。项羽说的“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就是典型的地方性封建思维——我取得天下之后，只有回到自己的家乡才踏实。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刘邦则是郡县思维，气度上绝对高于项羽。
封建制度也有其优势，历史上解决边疆和民族问题都是用封建制。西汉通过设立都尉来管理投诚的匈奴人；元朝统一西南后设立土司制度，名义上是国家委任官员，实际上仍由当地权贵统治。我国从明朝开始搞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并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进行统治，直到清雍正年间才完成。但实际封建制因素并未消失，在一国两制、特区制度，甚至县级治理中，也都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运用过类似的原则。这是一种非常高的政治智慧，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绝不是西方政治所宣扬的那样靠几条黑板教条就可以做到的。
第二种是官僚制。上图是秦朝的三公九卿制，是一个权力纵贯到底，在不同级别间自我复制的形式结构。这种分形结构符合自然界优势原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伟大的发明。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可以看作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双分形制度，行政的系统和党的系统双分形的结构促进了政治的高效运转。官僚制是大规模政治秩序运作下产生的公制度，官僚制的发展推动了平民政治的产生。从战国变法到隋唐科举，千年来政治生活逐渐平民化，甚至在宋朝出现布衣满朝堂的情形。官僚制的另一个特点是权力穿透。依据秦制，皇权可以到达县级，但直到新中国成立，才首次突破“皇权不下县”，进入乡一级。不过因为我国是双分形制度，党组织早在根据地时期，就已经突破了两千多年的权力屏障，进入村一级。从权力穿透角度看，两千多年来，我国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一个活的机体，并不因为改朝换代而完全断裂。毛主席曾说“百代都行秦政法”，就是说我国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除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组织原则，就是秦开创的官僚制度，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对其进行改造升级，最终在新中国实现了一个革命性的演变。
官僚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贪腐现象。贵族不需要腐败，平民更容易贪腐。这种机制性问题很难解决，历史上大多依靠信仰和监督，所以中国是监察机制发展最早的国家。像孙中山虽然很崇尚美国的三权分立，但他却主张五权分立，加入了考试权和监察权。有人认为西方很多国家没有经历过严重的贪腐问题，是因为西方制度好，但其实是因为西方的制度长期没有演化到贪腐问题出现的阶段。当政治制度发展至高阶，这些问题便会如约而至，像如今的美国，贪腐问题、文牍主义问题、官僚主义问题一样不缺，美国的理想制度神话已成为泡影。
第三种是公司。过去四十年我们对美国制度的理解，有很多是站不住脚的。一帮清教徒凭什么仅靠契约精神就能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国家？归根结底，美国是一个公司国家。公司国家制的重点是仿照董事会加CEO，设立国会加总统。这种模式必然带来非常强的商业竞争力，关于这一点我在《从公司到国家：美国制度困局的历史解释》这本书中有详细阐释。限于篇幅和主线，我在这本书里没有提到另外一条线索，公司国家制产生的另一个因素是战争金融化，比如英法百年战争，打到最后，之所以是法国胜利，是因为法国找到了新的融资方式，能融资就有钱买火炮，就能攻城略地。不过以国王的名义去借钱，国王去世后会违约，因此资产阶级就创造了法人。法人是不会死的，所以融资成本很低。近代代议制国家的国王往往是虚位，真正对融资负责的是议会。
条顿骑士团成员
最后一种是组织。这是指国家正式机构之外的民间社会组织。组织在历史上普遍存在，在中国，因为民间组织和中央权力天然对立，所以组织通常隐于地下。每当中央权力萎缩时，民间组织就会起来，历代农民起义背后往往有民间组织的身影。不过一旦民间组织夺取政权，一样会继续打压组织，这就是组织与中央的辩证关系。而西方历史上因为没有大规模中央集权政体，所以组织的力量很强大，典型例子是德国。德国的前身是普鲁士，普鲁士的前身是条顿骑士团，而条顿骑士团就是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一个宗教组织，所以说德国实际上是从组织演变而来的国家。列宁创立的民主集中原则实际上也是依靠组织。工人阶级面对资本主义压迫时发现，国家、军队、议会、警察等一切资源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而工人阶级只有组织。从封建制到郡县制，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归根结底是农业社会制度，所以在工业化武装起来的现代公司国家制度到来的时候，我们打不过他们，这时唯有根据列宁的组织原则，才能将民众团结起来，中国也因此从亡国灭种的边缘走向民族复兴。
封建、官僚、公司、组织，这四个因素概括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现行的制度，像联邦制来源于封建制，考试和文官制度源于官僚制，代议制来源于封建和公司，政党来源于组织，等等，这四个因素的不同混合，就构成了今天多数国家制度。这些制度的功能就是解决政军、政教、政商、政技关系的问题。如果大家弄明白这四对关系，看世界政治是一目了然。人类政治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也有着非常危险的未来，一个值得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不断让国家间的政治演变为国家内的政治，将各国生死存亡的竞争关系变成能够妥协和分配的政治关系，这也和我们所追求的，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相符合的。
《从公司到国家：美国制度困局的历史解释》
范勇鹏 著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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