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点：颐和园、恭王府、奥林匹克塔、长城、明十三陵、圆明园、环城、故宫（+天坛、前门大街、景山公园）、雍和宫（+孔庙和国子监）、五塔寺、白塔寺、后海、中南海（边）、红螺寺、世界公园、八大处公园、南锣鼓巷（元代老胡同，名人故居，有齐白石旧居、茅盾故居、东交民巷）、北京大观园、杜莎夫人蜡像馆、央视大裤衩、第一第二使馆区、玉渊潭公园（三四月樱花）、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紫竹院公园（华北最大竹林）、北海公园
瞻仰类：毛主席纪念堂、八宝山公墓、人民大会堂
博物馆：798、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科学技术馆、地质博物馆、 北京独角兽星空艺术馆、中国电影博物馆、红砖美术馆、美克洞学馆、自然博物馆（挨着天坛）、北京时间博物馆
剧院：三里屯德云社、国家大剧院
商圈：王府井、国贸、三里屯太古里、北京skp、西单、五道口、五棵松华熙live、侨福芳草地、朝阳大悦城、凯德mall、颐堤港、西红门荟聚、合生汇、世贸天阶、牛街、簋街
自然类：雁栖湖、古水北镇、凤凰岭、百望山、香山（植物园）、十渡、妙峰山（潭柘寺）
一场大爆炸把地球拧成了麻花，世界格局也随之改变。同一天，因为那场爆炸，一个普通的刚满18岁的高中生，因为强烈的求生欲（怕死），吸收了另一人的灵魂，成为了一名拥有超能力的分解者，而被吸收的那个灵魂，正是他心爱的人。
活下来的男主，选择进入了对付分解者的组织，因为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让自己恋人重回世界的方法。故事从此开始。
个人评分（10分制）：8.5
画风：尚可
故事情节：优秀
脑洞：不错
原作：有妖气漫画-分解世界
第一季：分解世界
第二季：49%的灵魂
第三季：第二面镜子（2022制作中）
作者：七米小浪花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6290766 出处：bilibili
一、打开PS的CR滤镜，进行调整
1.在【基本】设置里：
1）色温调低，偏蓝8~12，色调调低，偏青10~12
2）增加曝光到0.5左右
3）高光调低，阴影拉高
4）白色调低至20以下，黑色调高到25+
5）自然饱和度增加8~12，饱和度降低到16
2.切换到【HSL/灰度】
1）在饱和度里，将红色设为-10，橙色-5，黄色-6，绿色和浅绿色均为-4
2）在明亮度里将蓝色设为18+
3.切换到【分离色调】
1）高光色相调至208左右，饱和度13+
2）平衡调高到80+
3）阴影色相调至177左右
4.切换到【相机校准】
1）红原色色相调至15+
2）绿原色色相调至23+
3）蓝原色饱和度调至26+
点击确定完成
二、增强胶片感
对当前图层调整曲线，选择【曲线】：
1.红色曲线增强亮部和暗部
2.绿色曲线增强暗部
3.蓝色曲线增强亮部和暗部
三、降低绿色饱和度，增加淡雅感
对当前图层选择【色相/饱和度】命令：
1.绿色饱和度-14，明度+19
2.青色明度+26
四、让原来图片中的蓝色显现出来
如果原图中有蓝色，在前面的处理后会发白，如天空，此时可以手动将蓝色部分擦出来，方法是：
1.对当前图层选择【曲线】，整体压低，然后填充蒙版为黑色，使用白色画笔，擦出蓝色部分
2.对当前图层选择【可选颜色】：
1）将白色下的黄色设为-100
2）青色下的青色设为+42，洋红-35，黄色-52
3）蓝色下的青色设为+40，洋红-24，黄色-50
4）用白色画笔擦出蓝色/天空部分
五、[可选步骤]根据需要，增加画面轻盈感
如果认为画面当前的对比度过于明显，可以适当降低画面的对比度
1.对当前图层选择【色阶】，灰部向左拉动一些到1.5左右，暗部向右一点2左右，亮部拉低2左右
六、整体加蓝
1.对当前图层选择【纯色】，填充R：190，G：219，B：253，图层模式变为柔光，不透明度20%，为画面加上一层蓝色。
完成啦，可以将上述步骤，剔除掉第四步里的画笔操作，保存为PS的动作，以后就可以自动处理为日系风格照片了。
一、打开PS的CR滤镜，进行调整
1.在【基本】设置里：
1）色温调低，偏蓝8~12，色调调高，偏紫45左右
2）高光调低，阴影拉高
3）白色调高至20上下
4）清晰度调低至10左右，去除薄雾30+
2.切换到【分离色调】
1）高光色相调至290左右，饱和度30上下
2）阴影色相调至215左右，饱和度20上下
3.切换到【fx/效果】
1）调整晕影数量至50左右
2）中点根据需求调大点
3）圆度调高一点
4）羽化度高一些
点击确定完成
二、增强对比
对当前图层调整色阶，暗部拉高一些，亮部拉低一些
三、让高光发亮
1.新建图层，【选择】下点击【色彩范围】
2.选择下拉里的【高光】，颜色容差设为0，范围根据自己想发光的地方进行设置，建议200左右，点击确定
3.在【编辑】里选择填充，选择【背景色】，完成后，在【选择】里点击【取消选择】
4.将当前图层填充设为0%，设置其【混合选项】
5.选择【外发光】，图层填充模式为【线性减淡（添加）】，不透明度30左右，扩展2~4，大小25左右
初步的赛博朋克风就完成啦，后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继续调整。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钰】
“出版行业是夕阳产业”这句话就像一句蓄谋已久的预言，高悬于从业者头上。作为一名童书编辑，进入童书出版行业已经三年了，三年对其他行业来说足以积累相当丰富的经验，但对出版行业来说，三年仅仅是起步而已。
图书有未来吗？这是很多从业者也无法清晰回答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意大利历史学家安伯托·艾柯已经回答得很清楚。艾柯将文本分为两种：供阅读的书和供查阅的书，互联网无疑会让那种供查阅的百科全书、手册消亡，但那种供阅读的书“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不仅是为了文学，也是为了一个供我们仔细阅读的环境，不仅仅是为了接受消息，也是为了要沉思作出反应。”
到目前为止，书还是最经济、最灵活、最方便的信息传输方式，而且花费非常低。图书行业从电子书改变图书的阅读形式，到直播行业改变图书的销售模式，新兴事物让图书从内到外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在“图书仍有未来”这一前提下，我们进一步讨论童书。很多从业者认为童书的市场占比在未来还会进一步提升。
近些年，中国童书出版确实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创造了连续18年平均两位数增长的奇迹。疫情期间，全世界的童书市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程度的增长。2019年，少儿童书市场码洋在大众图书市场的码洋比例整体占比为23.28%。
图片来源：北京开卷
从我自身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数据，还是感性感受，确实觉得童书行业发展得一年比一年好。
我对童书充满了希望，同时也有很多忧思。外版书做得越多，越忍不住望洋兴叹。外版书，无论是科普书还是小说，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比本土领先很多。
外版科普书已经细分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有的科普书甚至都不敢相信是为儿童做的。在我们还非常感性地为孩子展现敦煌洞窟的照片时，外版的美育科普书已经将艺术品的方方面面做得“尽态极妍”，开始为孩子们科普美术馆的发展历史，教孩子们如何策展了，比如让我无比惊艳的科普书《美术馆全知道》。
图片来源：北京开卷
外版儿童小说也非常繁荣。众多学院派作家投入到写作事业中，专门为儿童写作，非常有市场意识、理性而有技巧地创作高水准的儿童小说。
拿我们刚刚立项的几本大奖小说来说，《天空落幕时》（When the Sky Falls）、《当世界属于我们》（When the World Was Ours）和《午夜守护者》（the Midnight Guardians）都是2021年出版的描写二战的小说，都是大赛获奖作品，这三个故事完全不同——风格从现实到魔幻，主人公从人到动物到精灵，对“二战”这一主题的阐释角度之丰富，讲述的故事令人信服的程度，都让人忍不住感慨英国当代儿童小说简直百花齐放。这不仅说明这批儿童小说作家非常优秀，更说明英国儿童文学的生态非常健康、非常有活力。
我每次找外版儿童小说都非常惊喜，这些小说要么很新潮，比如将亲情话题与时空穿越结合在一起的《与仓鼠一起穿越时空》；要么将陈旧的历史故事处理得创意十足，比如将热气球第一次升天的故事改写成以儿童为主角的冒险小说《追逐天空的人》；要么直面严肃的社会议题，比如将性侵话题以非常得体的尺度抛给孩子的《战斗的语言》；要么以极其细致的笔触将庸常的小故事讲得高潮迭起，比如讲述一个结巴男孩如何成为一名脱口秀演员的《我叫比比比利》。
你能在他们新创作的小说中看到多种维度、信息丰富的作品，你能感受到作家们自由、丰沛的创作意愿，看到作家们的社会责任感，我相信阅读这些文本长大的孩子一定不会讨厌看书。
引进外版儿童文学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问题——YA小说（Young Adult Fiction），YA小说是指面向12-18岁青少年的文学作品，而这部分书籍在国内无人阅读。
按照儿童文学的定义，它的读者对象应该是0-18岁，然而我们日常引进的小说集中于7-12岁，12-18岁这个年龄段的小说几乎不做，即使做了也很难推广。这与欧美国家恰恰相反，他们最畅销的是YA小说，图画书则是小头。
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中国孩子不需要阅读吗？我想更有可能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没有时间阅读，或者他们在阅读一些家长不愿意让他们阅读的文本，比如言情小说、仙侠小说。
我们今年做了两本YA小说，一本是讨论抑郁症的《挑战者深渊》，一本是讨论死亡话题的《给洛蒂的23封信》，这两本书文本非常优秀，主题非常深刻，在国外获奖无数，但引进后毫无水花，做这种书很难不沮丧。
奇想国的黄晓燕老师针对这种现象表达了她的看法：做书有时候是需要引领读者的，可以比读者快那么一步。在读者的阅读习惯没有被培养起来之前，确实需要出版社、出版商、出版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去为读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文本，出版人应该拿出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去面对不如意的市场反馈。
我也相信，在多方的坚持下，未来孩子们在每个年龄段都能自由地、有选择地阅读适合他们的文本。
相比外版书，做原创图书难度比较大，除了出版社、出版商的逐利行为，与作者创作的局限、不成熟的读者都有一定关系。
对比国外，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无论是小说还是科普书，国内极少有作者专门为儿童创作。不少儿童文学作家都由成人书作家转型而来，比如陈丹燕在创作《我的妈妈是精灵》之前，致力于向读者讲述她看到的上海，讲的是一座城市的风花雪月和人间烟火。
科普领域就更难找到专门为儿童写作的作者了，大多数儿童科普书都是成人书“改一改”，删减一点内容，配一些插图，一本内容扩成三本，因为没有专门为儿童创作的基因，作者和编辑都很难“蹲下来”考量儿童的理解力、儿童的知识储备量。
比如最近几年“美育”科普书是一大热点，但原创的图书里，“印象派”“达达主义”这些对儿童来说晦涩难懂的名词俯拾即是，按部就班地科普艺术家、艺术品、艺术流派的图书基本上占了美育图书的大头，精准提炼艺术家、艺术品最大的特点，并以该年龄段儿童能理解的语言予以讲述的图书少之又少。
整体来说，为儿童创作的科普书缺乏专门的作者及其对内容的有机整合，这样的情形在很长一段时间很难改变，这和国内儿童文学发展得比较晚不无关系。
中新社：北京图书大厦推出“童书借阅”服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不过我也相信随着童书市场的崛起，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作者投入这片蓝海，也希望作者和编辑都能积极开动脑筋，真正站在儿童的视角创造新的童书产品。
对童书而言，童书的购买者是家长，而家长的选择可能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孩子的阅读行为。作为一个成熟的读者，家长应该能自觉地评价一本童书的优劣，知道给孩子选择适合年龄的读本，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则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
如果是不成熟的读者，家长可能对一本书的优劣毫无概念，相比内容，对图书价格更为敏感，会跟风买一些不适合孩子阅读的图书，不知道如何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比如强迫孩子看书而自己在一旁刷手机。
孩子阅读兴趣的培养，家长责无旁贷，随着童书产品越来越丰富，选书难度会越来越大，这对家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后还不得不提到直播、自媒体的兴起对童书行业的影响。
疫情期间我参加了几场直播，很明显地感受到家长对“刚需”（历史类图书、数学类图书）的热衷。这种小型直播是非常“势利”的，容不得半点情怀，价格需要非常低廉，卖点需要十分直接，家长才会买单。
在争分夺秒的直播间，好故事也确实能打动家长，前提是讲这个故事的时间不会太长。
大部分家长对年龄比较敏感，但这种敏感我认为是流于表面的，对一本书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孩子读，家长总体来说非常模糊，很难通过主播的讲解和展示做出判断，需要主播给出“这个适合你们家宝宝阅读”的精确答案，才能相对放心地下单。
说到自媒体图书推广平台就不得不提到小红书了。对小红书用户来说，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不再是获取知识的途径，书可能是一件美丽的商品、一个愿望清单。他们以更闲适的态度对待图书，图书真正成了锦上添花或者展现生活方式的东西。
出版行业虽然也在适应变化，尝试建立清晰的规则，但总体来说仍然是一个相对感性的行业，这种“感性”不仅体现在“文本可能是感性的”，比如小说的文本，还体现在这个行业的规则、经验都很难言说，比如一本书好在哪里、为什么畅销，很多时候都玄之又玄，难以说透。
我对童书充满了祝福和希望，也期待这么一小撮明明听到“出版行业是夕阳产业”还奋不顾身投入其中的人，为孩子们做出更多更精彩的图书。
金钱在一个国家有多大的力量，主要看这个国家的主体是不是公有制。
这几天，一个截图刷屏，说中国风投女王徐新在上海到处找群抢牛奶面包。
徐新是什么人？徐新是今日资本的CEO，那个写过《22亿美元算什么》的传奇女人。
如今，她为了抢几瓶牛奶到处找群。
徐新抢牛奶的截图是真的，说22亿美元算什么也不是吹牛。
1995年，徐新投了宗庆后4000万美金，这才有了娃哈哈。
1999年，徐新投了网易500万美元。
2006年，徐新投了京东1000万美元，买了京东7.8%的股份，仅此一项就赚了100个亿。
除此之外，徐新还投过美团、唯品会、携程、叮咚买菜、兴盛优选、每日优鲜、大众点评、蔚来等。
永辉超市，也是徐新投的。
除此之外，徐新还住上海御翠园，每平米单价23万元，单套住宅动辄破亿的存在。
这么一个超级有钱人，一堆能卖菜大企业的重要股东，如今却连买个牛奶都要找群抢购。
上面那个截图中回复徐新的于芳，也是个厉害人物，她是北极光创投的合伙人，投出过美团、华大基因、每日优鲜等。
她也在同一个群里抢面包牛奶。
当然，这张图的发言有点涉及男女对立了，这里要说明一下，上海很多有钱男的也在忙活吃的。
中金固收的首席陈健恒，在群里到处找自己家丢的那只老母鸡。
某男性外科医生临时转行屠夫，帮邻居们切割猪肉。
经济学家、北大汇丰研究院长巴曙松，在买菜群里抢菜。
静安某男性巨佬，用1∶1漫威限量定制版人偶铺满6面墙的存在，在群里问番薯发芽后还能吃吗。
还有一些公私募大佬，平时掌控着合计10万亿以上的资金，如今天天上网抢菜，抢不到还要被老婆骂。
男女都在为吃的忙活，只不过分工重点不同而已。
当然，重点应该是这些人如此有钱，为啥要为这么不值钱的东西而奔波。
牛奶面包、老母鸡、番薯，这些东西能值几个钱？对于这些身家几亿几十亿的人来说，为这些东西浪费1分钟都是巨大的经济损失。
但如今，这些东西吸引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
钱，好像已经彻底失效了。
再有钱的人，在上海也和普通群众一个样，区别不大，身家几十亿连个面包都买不到。
投资永辉超市和叮咚买菜的资本大佬，结果自家没有面包，这是一个社会主义黑色幽默。
这样的事，在美国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钱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国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这是中美的本质区别。
上海只是短缺了一点点物资而已，并不是没物资，很多家庭甚至连草莓都能买到，只不过需要靠抢而已，至于米面粮油什么的根本不缺，家家都够吃。
这种事在美国非常好解决，果蔬涨价即可，青菜涨到100一斤，草莓涨到500一斤，按平时价格10倍向上翻，瞬间就没人抢了，你会发现上海的蔬菜供应十分充沛。
对于身家几亿的人来说，草莓50一斤还是500一斤根本没有任何区别，该吃多少吃多少。
对于穷人来说，物资供应都这么紧张了你还吃青菜草莓干嘛，国家又不是没保障你米面粮油的供应。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到了这种时候还能保障穷人的米面供应，那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日本和德国投降前夕，物资几乎彻底耗尽，普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贵族阶级依然照样唱歌跳舞，咖啡香槟，英美的穷人待遇也差不多。
英美即便执行和中国一样的严格抗疫政策，也绝不可能发生像上海这样买菜面前人人平等的事情，这种稍微涨价就能解决的事情在英美属于微不足道的小事。
而且，这还是被所有人都认可的规则，连穷人都认可。
物资短缺了一点，交给市场经济来解决，涨价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这有什么奇怪的。
别说封锁状态下草莓涨十倍，欧洲现在好好的呢天然气就涨了10倍，老百姓依然没有抗议闹事。
对钱的态度，中美截然不同。
钱代表一种权力，调集和使用社会物资的权力，这是全社会的一种授权。
美国永远不会侵犯钱的权力，是永久授权，而在中国，钱只是一种临时授权，随时可以收回。
中国的根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这话你听的耳熟能详，但也许不知道什么意思。
什么叫以公有制为主体？意思就是所有的国家命脉行业都要以公有制为主。
允许私人经济发展，甚至允许外资经济发展，甚至积极吸收私人资本中有代表性的优秀分子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但，绝不允许私人资本形成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绝不允许各级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让私有制资本没有任何插手中国核心政治中枢的可能性。
要钱别要权，要权别要钱，两全其美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私有制资本的存在意义是让蛋糕做的更大，但蛋糕该怎么分的权力，永远掌握在公有制政府手中。
在本轮上海疫情中，疫情封锁后，你会发现所有的交通、金融、水电、粮食蔬菜供应等权力全部都是公有制政府的。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钱，但这些钱都是废纸一张，在买东西面前和穷人没有任何区别，只要政府不想让你们有区别，你就没有任何办法进行突破。
这就是经济命脉由谁掌握所带来的显著不同。
中国的贫富差距和美国的贫富差距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的富人有钱只是暂时有钱，美国的富人有钱是永久有钱。
在物资充沛的年代，中国富人有钱他们也不花，再有钱早上吃的也是热干面。
如果富人疯狂消费，那更好，国家更喜欢，就怕你们这群富人都是抠门鬼只进不出。
如果贫富差距只体现在账面数字而不是实际消费，那这纯粹就是个忽悠人的把戏，而且忽悠的是富人。
在物资不充沛的年代，这个账面差距有用了，有钱就是能买到东西，甚至能买命。
在上海滩电影里，你塞一个小金条过去那就能活，没这根小金条就得死。
如果陷入物资不足的极端情况，私有制为主的国家，那穷人就是得死，所有人都认可这一结局，贫富差距会带来两个人结局的显著不同。
但是在公有制国家，如果陷入物资不足的极端情况，那这个账面上的贫富差距依然只能停留在账面上。
国家会直接控制所有的物资，因为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所以任何物资都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然后按人头均分。
钱是没有用的，有钱你都买不到东西，钱带来的物资调集授权被国家临时取消了。
所以现在上海人无论穷富都在手机上抢菜，因为菜不怎么够的时候那就均分，你们谁抢的快就给谁。
如果情况再极端点，不排除政府发蔬菜票，把七八十年代的粮票案例再来一遍。
至于为什么要把物资均分？而美国不这么干。
因为中国是公有制为主体，所谓公有制的意思就是属于全体人民，所以均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美国是私有制为主体，谁钱多就属于谁，所以通过涨价来分配物资，按钱来说话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聊到这你有没有发现，在公有制国家，无论任何时候，物资都是属于所有人民的，所谓富人只是账面有钱而已，国家利用钱这种东西勾引这些人类精英殚精竭虑的为人民创造财富，但是在紧急关头却直接把钱给废了。
如果你说了不算，钱有什么用？
如果你说了算，钱有什么用？
中国共同富裕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在紧急时刻不按钱来说话，让穷人集合体永远可以说了算。
所谓银行大客户私享蔬菜包，所以奢侈品店大客户特供蔬菜包，所谓高档小区业主特供蔬菜包，也就疫情刚开始几天交通封锁还不严格的时候特供了一下，很快就没了，因为所有蔬菜分发的权力掌握在了公有制政府手里，这个穷人集合体不允许金钱扰乱自己的核心规则。
所以这些所谓特供蔬菜包，昙花一现。
现在一套房好几亿的汤臣一品，上海最顶级豪宅，业主也要天天抢菜，他们怨气很大，说“如果汤臣一品的住户都沦落到天天在网上抢菜，我不知道尊严在哪里？”
这话说的就不对了，虽然汤臣一品的住户在天天抢菜，但这并不代表上海的穷人就吃不上菜，甚至吃不上米面了。
富人要抢菜并不代表穷人会过的很差，穷人的生活并不一定要远远差于富人。
在这种特殊极端情况下，中美的核心差异一下子就出来了。
在果蔬供应方面，上海的穷人和富人，几乎毫无区别，你有钱也没用。
疫情真的面照妖镜，连中美最本质的区别都给照出来了。
废掉钱的流通力这种事在欧美是非常被忌讳的，因为直接动摇了整个国家运转的核心根基，在任何情况下穷人和富人都应该是有区别的。
如果物资短缺，穷人理应挨饿，把物资让给能出更多钱的富人。
保障了钱的流通力，才能保障人们对于金钱的追求，才能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
而任何政府都是公有制的产物，包括美国政府也是，因此美国资本特别敌视政府，特别恐惧政府。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资本在任何时候都在千方百计的抹黑政府，哪怕是美国政府一样被抹黑。
无政府主义盛行欧美，如果不是很多公共职能必须由政府来做，实在是取消不了，政府这东西早就被资本消灭了。
所以你会发现美国政府其实是一个残缺的政府，只保留了基本功能，发挥出的力量和美国国力远远不相匹配，因为美国的运转核心并不是政府，而是私有制资本。
既然钱可以解决一切物资分配问题，那要政府干什么？
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敌视和限制政府，这是一个必然结果，但这同时会导致钱的力量过大，贫富差距在和平年代只是一个怨气的问题，在极端情况下那是要出人命的。
但是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
和平年代看起来好像和欧美差不多，但极端情况下差距就立刻出来了。
为什么每次大灾大难的时候，中美的表现差距都非常巨大？
大灾难发生时欧美政府不管，那是因为钱没让他们去管。
大灾难发生时中国政府必须管，那是因为穷人集合体要求他们去管。
至于这次疫情，更加凸出的表现出了中美的差距，也更生动的展现了如果将来碰到了极端情况，富人和穷人在中国的待遇差别。
极端情况降临时，再有钱，你也得和穷人一起抢牛奶，年入5万和年入5亿没有任何区别。
要是再极端，连粮票都能给你整出来，甭管再缺粮都会把粮食按几块钱一斤卖，但按人头分配额度，你出一万也买不到额外的粮食。
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按人头分配权力的公有制国家，私有制只是外表而已。
钱不代表权力，物资才代表权力，和平时期无论中美，物资都是属于普通人民的，但到了极端情况差距就出来了，中国会把钱废掉，强行均分物资，而美国不会这么干。
怎么评价这种制度的好坏？
那完全看你有多少钱了，不同人的评价差距会非常巨大。
——##——很多内容都更新到上面清爽版链接了。这篇有些内容没更新。
简略版
1、程序抽象：伯克利CS61A
----（偏重：软件）（语言：Python Scheme SQL）（教材《SICP》Python版）
----
2、计算机架构：Nand2tetris从与非门到俄罗斯方块
----（偏重：硬件+软件）（语言：硬件描述语言HDL 机器语言Hack 汇编 高级语言 Python Java可选）
----（教材《计算机系统要素》
----
3、数据结构和算法：伯克利CS61B
----（偏重：软件）（语言：Java）
----（教材：这门课没有必需教材）（本课程5-14周的选修教材是Wayne和Sedgewick的《算法》第四版。）
----
4、计算机架构进阶：
----伯克利CS61C 《计算机组成与设计RISC-V版》COD
--------（偏重：硬件+软件）(语言：C）（C语言教材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CMU 15-213 《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CSAPP
--------（偏重：硬件+软件）（语言：C）（C语言教材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
5、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网络：自顶向下方法》
----相关课程看详细版 和 文末CS课程索引
6、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导论Operating Systems: Threee Easy Pieces》
----相关课程看详细版 和 文末CS课程索引详细版
本文作者起初制作的图，仅作参考
《计算机系统要素》nand2tetris教学路线图
https://video.zhihu.com/video/1331402154641645568?player=%7B%22shouldShowPageFullScreenButton%22%3Atrue%7D编程英语自学英语阅读英语文档工具方法资源我要面包的视频 · 1780 播放https://video.zhihu.com/video/1354731304785838080?player=%7B%22shouldShowPageFullScreenButton%22%3Atrue%7D①英语生词理解摘录②用词仿写句子英语写作我要面包的视频 · 552 播放
F12开发者工具—Sources面板—Snippets
document.querySelectorAll(".cyxy-trs-target").forEach(item => {
//颜色
item.style.color = "rgb(236 57 0)";
//加粗
item.style.fontWeight = 'bold';
})
计算机科学技能需求量很大，你不需要为了计算机科学的职业生涯而主修计算机科学。如果你计划从事计算机科学的职业，你应该至少参加计算机科学61A/AS 和61B/BL。另外，学习 cs61c 可以确保你理解完整的堆栈。Cs10 和/或 cs8 在为 CS61A/AS 做准备时很有用，如果您以前没有或很少有编程背景的话。数学技能也很重要; 一个关键的要求是离散数学和概率，cs70。其他的数学课程对于计算机科学的特定领域是有帮助的; 例如，计算机图形学使用了大量的线性代数和多元微积分对于机器学习是有用的。完成 CS61ABC 和 CS70课程，再加上生物学或化学背景，将为你在生物信息学和计算生物学研究方面的高级部门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你甚至可以去研究生院在 CS 完成后，在这里的 CS 或 EECS 副课程！Math 1A 1B(微积分)
CS106A 是我们第一季度的程序设计课程。它教授广泛使用的 Python 和优秀的软件工程原理。如果你有兴趣学习如何编程计算机，这是一个开始的地方。CS106A 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它对每个人开放！这门课程的设计明确地吸引了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以及核心技术人员。事实上，大多数 CS 106A 的毕业生最终都选择了工程学院以外的专业。本课程不要求有编程背景，但需要相当的投入和努力学习。 CS106B 假设你有 CS106A 级别的编程经验，虽然你不一定非要选修 CS106A 课程才能选修 CS106B。如果您对基本的控制结构(条件、循环)、变量、数组/列表、映射和程序分解有经验，那么您应该准备接受 CS106B 106b 使用 C++程式语言语言教学，但是 c + + 更多的是作为思想的载体，而不是作为研究对象。如果你对深入研究 c + + 感兴趣，可以考虑研究一下 CS106L。
这个想法很简单: 把我们所有的课程材料都发布到网上，让每个人都能广泛地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院教授 Dick k.p. Yue 麻省理工学院 MIT开放课程是一个基于网络的出版物，几乎涵盖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所有课程内容。开放式课程对全世界开放，并且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永久活动。 通过开放式课程，教育工作者改进课程和课程，使学校更加有效; 学生找到额外的资源来帮助他们成功; 独立学习者丰富他们的生活，并使用内容来应对我们世界上最困难的挑战，包括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和根除癌症。
我是一个蛮喜欢研究各种教材的人哈哈。我觉得我的这个兴趣可能来源于课上得异常无聊的老师们。过了考试周成绩也都出来了，也终于可以抽出时间来整理一下这学期的教材研究心得。
就我个人而言，物理化学这门课简直不能更虐，一方面老师上课的时候很多东西讲得不清不楚，另一方面大概这门课本身的确有很大的难度。既然如此，我基本上把图书馆里题目为《物理化学》的书都大概翻阅过，有的书没啥新意，就翻了几十秒，有的书比较有趣，认认真真地读了下来，收获也蛮大的，所以在这里总结一下推荐的教材。
说明：以下分享仅从我个人学习体验出发，如果和你的观点有出入欢迎理性探讨~
Atkins物理化学（第9版） 作者：Peter Atkins, Julio de Paula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推荐指数：★★★★★
一套英文教材，编得相当漂亮，不论是排版、逻辑、插图还是习题，堪称完美！高等教育出版社在2006年还出了第7版的影印版，应该能在图书馆找到，2018年出到了最新的第11版，网上可以下载到第9版的PDF资源。虽然是英文教材，但是阅读难度并不大，逻辑条理都很清楚，在开头的教学指导里还给了传统进路（热力学平衡→化学动力学→量子理论→谱学→统计热力学→特殊主题，基本上中国的教材都是按照这种模式来编写的，上课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和分子进路（量子理论和谱学→统计热力学→化学动力学与热力学平衡→特殊领域）两种学习顺序。我个人倒是觉得沿着分子进路的学习顺序比较合理，从最微观的部分开始再上升到宏观，这也就避免了传统进路中，一开始的有些公式的推导要用到后面热力统计学知识这样的局限性。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第三章讲卡诺循环那里，国内没有哪个教材能让我理解得这么透彻。里面的很多图都做得特别精美，如果需要做物理化学相关的presentation可以从里面找到很多有用的图。
物理化学简明教程（第四版） 作者：印永嘉等（山东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推荐指数：★★★★
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是我读到的最清楚的物理化学中文教材，我自学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参考的这套教材，前前后后看了两三遍。作者把很复杂的东西讲解得很清楚，这本书特别适合用来做思维导图，理清各个章节各种概念之间的关联，而且里面给的例题都很经典，基本上可以看做考试题的“母题”，里面还会给一些老师在课上没有重点讲解的公式，解起题目来很快。
物理化学导学：复习导引·例题解析·考研训练 作者：陈亚芍（陕西师范大学） 科学出版社
推荐指数：★★★★
这套教材是南大傅献彩《物理化学》教材的学习指导和习题集，我主要是用这本教材预习、复习。我比较喜欢里面的公式总结的内容，非常全面，在一些题目的解析中还会给出解题的小tips非常有用，考试前我基本上也就是看这本书，仔仔细细过了两三遍。总之这本书是一个考试导向的法宝，当然在知识点的讲解上就不是太全面。BTW，在B站上还有陈亚芍老师物理化学171讲的课程，如果有课上没听懂的内容这套视频教程还是很有用的！强烈推荐！
物理化学（上下·第五版） 作者：傅献彩等（南京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推荐指数：★★★
跟着老师学完的一套教材。如果一开始读这本教材感觉还是有点困难……对数学的要求很高，有许多公式的推导过程写得比较详细，如果想理解透还是需要花点功夫。不过书最后的附录里居然还有微积分基础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在其他版本的教材里没有看到过，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哈哈。豆瓣里有评价说这本书“知识点不系统”、“没有层次感”，我也有这种感觉，感觉这本书似乎更适合给物理系或数学系的同学来读。
物理化学（上下·第五版） 作者：刘俊吉等（南开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推荐指数：★★
似乎这也是一套很多学校在用的教材，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越读越扎心，阅读越想哭……里面有些习题编得很难，所以我都是跳着看，里面有些比较有意思的解题思路也可以稍微看看。这本书没有太花时间去读，所以也不敢做太多评价。B站上也有刘俊吉老师的物理化学慕课，可以和书配套着来看，刘老师在慕课里讲解的内容比较清楚。
最后再推荐一位B站up主——黄金町之鱼，我在学大一《大学化学》课程上的热力学相关内容时就是看小哥哥的视频复习巩固的，如果没记错的话小哥哥应该是在日本上学。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就是小哥哥还会手把手地教如何推导公式，如果公式不熟练的话可以多回放记忆，所以这里再强烈推荐一波！
物理化学的教材分享就到这里啦，希望大家都能学得愉快哈哈！如果大家有其他推荐的教材也欢迎大家评论~ 如果各位有批评意见也恳请各位指正~
打算下期更新分析化学教材的测评，时间未定：）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委员，农工党河南省委专职副主委、河南省监督委员会主任，河南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花亚伟，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拟提出关于完善支持生育政策的提案。
花亚伟在提案中呼吁，全社会以更加包容的态度对待未婚生育，满足大龄单身女性的生育意愿，对其生育的孩子在落户、就学、就医等方面一视同仁。他建议，允许年满30周岁以上的未婚女性生育一胎，且享受合法生育的产假、生育保险等权利。
以下为提案全文：
据统计，2020年全国新生儿出生率较上年下降14.9%，2021年全国人口仅新增48万左右。专家预测，我国将很快迎来人口负增长。除生育意愿不高等社会因素外，“不让生”“生不出”同样是影响生育水平的重要原因。一是流产胎儿数量众多。《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19年中国人工流产人数达976.2万例，加上私立医院和地下诊所，这个数据可能与每年新生人口数量相当。二是由于人口结构性失衡等因素，大量适龄青年无法走进婚姻殿堂，成为“剩女剩男”。据民政部门统计，1.7亿90后仅约1000万对结婚，已婚者中离婚率近35%，众多大龄“剩女”生育意愿强烈却连适婚对象也找不到，有可能错过生育年龄。三是不孕不育率居高不下。报告显示，中国的不孕率从1997年的3.5%提高至2019年的16.4%，预计2023年将增至18.2%。即平均每7到8对夫妻中就有一对遭遇生育困境,且呈年轻化的趋势。
一、存在问题
（一）未婚生育得不到社会包容和政策保障。按照当前法律法规，未婚生育哪怕是头胎也是违法的，要面临征收社会抚养费等行政处罚制裁，更无法享受产假、生育保险等相关待遇。违法生育者生产期间工资福利待遇得不到保障，检查费、手术费、住院费等均不能报销。
（二）引流产对妇女伤害大。大量的引流产不仅伤害了众多的无辜胎儿生命，而且对孕妇健康造成巨大威胁。不少女性因多次引流产而导致彻底失去生育能力。
（三）未婚妇女生育权无法保障。女性卵巢功能23至30岁之间处于高峰，之后开始逐渐下降，35岁后呈较快下降。原国家卫计委2003年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单身女性不能在国内医疗机构合法冻卵、人工授精。许多未婚大龄女性为在年轻时留下一线生育愿望，不得已被迫去境外取卵冻卵或人工受孕。
（四）卵子紧缺，辅助生殖花费高。据估算，不孕不育患者中约有20%需要人工生殖辅助技术来完成生育意愿，其平均花费在15万元以上；由于其的治疗费用未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许多家庭难以承受。加上，适龄女性合法捐卵积极性不高，许多需要卵子的不孕不育患者无法实现当父母的愿望。我国禁止一切商业化供卵行为，“捐赠”是卵子合法流转的唯一方式。原卫生部《关于印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校验实施细则的通知》规定借卵治疗只能限于做试管婴儿的女性有剩余卵子且本人自愿捐赠出来的情况。所以，即使有人捐卵，也没有机构受理，更没有地方保存，客观上加剧了卵子供需矛盾，导致了地下卵子市场猖獗。
二、建议
（一）更新观念，完善政策，增强对生育的容忍度。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人们对家庭和婚姻、生育的观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建议全社会以更加包容的态度对待未婚生育，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政策，满足大龄单身女性的生育意愿，保障其生育权利，对其生育的孩子在落户、就学、就医等方面一视同仁。修订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允许年满30周岁以上的未婚女性生育一胎，且享受合法生育的产假、生育保险等一切权利。
（二）完善辅助生殖相关政策。一是允许超过30岁的健康女性不论婚否，均可自愿取卵冻卵。二是允许年满30岁的未婚未育女性，进行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助孕手术。三是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建立标准的卵子库，完善规范卵子和卵巢组织冷冻管理，对自愿捐卵者可由医疗机构给予一定经济补助。四是将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发生的相关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畴。
（三）适度设置堕胎门槛，减少引流产数量。一是对堕胎设置门槛。除非母婴健康可能受到威胁、受强奸等非法侵害导致怀孕、婴儿有残疾风险、孕妇年龄未满20周岁等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允许随便堕胎。二是加强校园生殖健康教育，减少意外怀孕。三是加大对引流产的医疗监管和提高开展此项服务医疗机构的技术门槛，最大限度减少对育龄女性的伤害。
【编者按】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1929.10.1—）是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见证了美苏关系的重大变局及随后的发展走向。本月14日，就在俄乌战争一触即发之时，92岁的马特洛克在美国美俄协议委员会（ACURA）官网发表长篇文章，题为Today’s Crisis Over Ukraine（今日的乌克兰危机），并在副标题称此为一场“蓄意促成的”（willfully precipitated）危机。文章虽发表在战争爆发前，却准确地预测和分析了战争的必然性以及导致战争的诸多因素，特别对美国长期以来针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深刻而犀利的反思，并透露出一些重大的珍贵史实，值得一读。特予全文编译分享。
副题：
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本可避免的危机。这是一场可以预见的、也确曾被预见的、却又被蓄意促成的危机。但这也是运用常识即可轻易解决的危机。
我们每天都被告知，乌克兰可能即将发生战争。我们还被告知，俄罗斯军队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随时可能发动袭击。美国公民被建议离开乌克兰，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正在被疏散。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建议民众不要恐慌，并明确表示他不认为俄罗斯即将入侵。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否认他有任何入侵乌克兰的意图。他的要求是停止增加北约新成员的进程，特别是要向俄罗斯保证，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永远不会成为北约成员。拜登总统拒绝提供此类保证，但明确表示愿意继续讨论欧洲战略稳定问题。同时，乌克兰政府已明确表示，它无意执行 2015 年达成的将顿巴斯省重新纳入乌克兰并拥有高度地方自治权的协议——这份与俄罗斯、法国和德国达成的协议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也许我错了，可悲地错了。但我不能否认，我们正在目睹一场被美国媒体精英严重放大且被用以服务于国内政治目的精心策划的闹剧。面对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奥密克戎的肆虐、从阿富汗撤军的指责（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公平的），以及未能获得本党对“重建更好”法案的全力支持，拜登政府在低迷的支持下步履蹒跚，就像它为今年的国会选举做准备一样。既然在国内问题上取得明显的“胜利”似乎越来越不可能，为什么不假装他通过“对抗弗拉基米尔·普京”阻止了对乌克兰的入侵呢？实际上，普京总统的目标似乎很可能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正如他自 2007 年在慕尼黑发表演讲以来所说的那样。简言之，就是：“请至少对我们展示哪怕一点尊重嘛。我们并不威胁你或你的盟友，你们为何拒绝我们的安全却又坚持你们自己的安全？”
1991 年苏联解体时，许多观察家忽略了标志着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迅速发展的事件，认为冷战结束了。他们错了。冷战至少在两年前就结束了。它以谈判结束，符合各方的利益。乔治·H. W.布什总统（以下简称老布什）希望戈尔巴乔夫能够设法将十二个非波罗的海共和国中的大多数保持在一个自愿联邦中。 1991 年 8 月 1 日，他在乌克兰议会（最高议会）发表讲话，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自愿联邦计划，并警告不要“自杀式民族主义”。后一句话意指格鲁吉亚领导人Zviad Gamsakurdia 对苏维埃格鲁吉亚境内少数民族的迫害。出于我将在其他地方解释的原因，这些话也适用于今天的乌克兰。
底线是：并不像美国的“芸芸众生”和大多数俄罗斯公众都普遍认为的那样，美国支持甚至导致了苏联解体。我们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整个独立过程中都予以支持，但也和苏联的态度是一致的：苏联议会的最后一项行动就是将他们的独立要求合法化。顺便说一句，普京尽管经常表达恐惧的声音，但从未威胁要重新吞并波罗的海国家或索要他们的任何领土。尽管他批评了一些剥夺俄罗斯族人全部公民权利的做法，但这也是欧盟承诺强制执行的原则。
但是，让我们回到副标题中的第一个断言……
危机可以避免吗？
好吧，既然普京总统的主要诉求是保证北约将不再接纳其他成员，特别是乌克兰或格鲁吉亚，那么如果北约在冷战结束后没有扩大联盟，或者如果这一扩张能与在欧洲建立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安全结构相协调，那么显然，当前的危机就没有爆发的基础。
也许我们应该更宏观地看待这个问题。其他国家如何应对其边境附近的外国军事联盟？既然我们在谈论美国的政策，也许我们应该关注一下美国对外界试图与其周边国家建立联盟的反应方式。还记得“门罗宣言”、那个涵盖整个半球势力范围的“门罗主义”吗（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在国会演说中宣称，欧洲列强不得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国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主权相关的事物，否则美国将视其为敌意行为——译注）？
我们当时是认真的。当我们得知凯撒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试图将墨西哥作为盟友时，这成为我们随后对德宣战的重大理由。然后在我有生之年，我们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因为我当年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翻译赫鲁晓夫的一些写给肯尼迪的书信，所以我记忆犹新。
我们究竟是应该从一些国际法原则的角度来看待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事件，还是从一个国家领导人在感到受到威胁时可能采取的行为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件？当时的国际法对古巴使用核导弹有何规定？规定就是：古巴是一个主权国家，有权从它选择的任何地方寻求对其独立的保障。而那时它受到了美国的威胁，美国甚至企图策动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进行入侵。于是古巴请求苏联的支持。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得知美国在土耳其部署了核武器，而土耳其实际上是与苏联接壤的美国盟友，苏联便决定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如果苏联部署的武器与美国针对它部署的武器类似，美国怎么可能合法地反对呢？
显然，这是一个错误。大错特错！（人们不由会想起塔列朗的话……“比犯罪更糟糕……”）国际关系，无论喜欢与否，都不是通过辩论、解释和应用“国际法”的细节来决定的——无论如何这与仅在一国之内实施的国内法律不可相提并论。于是肯尼迪不得不做出反应以消除威胁。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轰炸摧毁导弹。幸而肯尼迪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封堵措施，并要求苏联撤回导弹。
在来回沟通信息的那一周里，我翻译了赫鲁晓夫最长的信息，最终赫鲁晓夫同意从古巴撤回核导弹。当时没有对外宣布的是，肯尼迪也同意从土耳其撤出美国导弹，但前提是这一承诺不得公开。
当然，我们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美国外交官对结果感到高兴。我们甚至没有被告知有关土耳其导弹的协议。我们不知道我们曾如此接近一场核战争。我们知道美国在加勒比地区拥有军事优势，如果美国空军轰炸了这些（有苏联导弹的）地点，我们也会欢呼的。但我们错了。在后来与苏联外交官和军官的会面中，我们了解到，如果这些地点遭到轰炸，现场的军官可能会在没有莫斯科命令的情况下发射导弹。我们会因此失去迈阿密，然后呢？我们也对一艘苏联潜艇差点向阻止其上浮的美军驱逐舰发射一枚装有核武器的鱼雷一无所知。
千钧一发的危机。卷入与拥有核武器国家的军事对抗是相当危险的。你不需要国际法的高级学位来理解这一点。你只需要常识。
这看来是可以预见的。但果真被预见到了吗？
“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战略失误”
我的话和我的声音都不是唯一的。 1997年，当关于增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成员的问题被讨论时，我被传唤到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出席听证。在我的介绍性发言中，我发表了以下声明：“我认为政府在此时将新成员纳入北约的建议是错误的。如果该建议得到参议院批准，很可能会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失误而载入史册。它不仅不能改善美国、其盟国和希望加入联盟的国家的安全，还可能助长一连串事件，这些事件可能对这个国家产生自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威胁。”
我这么说的理由，是俄罗斯联邦存在核武库，其总储量与美国相当，甚至超过美国。我们的任何一个核武库，如果真的用于热战，都具备终结地球文明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导致人类和地球上许多其他生命的灭绝。尽管里根政府和老任布什政府时期美苏达成了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美国和苏联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就进一步削减军备的谈判还是陷入了停滞，甚至从欧洲撤出短程核武器的谈判都未曾进行。
这并不是我建议将俄罗斯包括而不是排除在欧洲安全之外的唯一原因。我在听证会上做如是解释：“增加北约成员国的计划没有考虑到冷战结束后的真实国际形势，而是按照只有在冷战时期才有意义的逻辑进行的。在没有考虑让新成员加入北约之前，欧洲的分裂就结束了。没有人威胁要重新分裂欧洲。因此，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声称有必要让新成员加入北约以避免未来的欧洲分裂是荒谬的。如果北约要成为统一欧洲大陆的主要工具，那么从逻辑上讲，它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扩大到包括所有欧洲国家。但这似乎不是政府的目标，即使是，实现目标的方法也不是零零散散地接纳新成员。”
然后我补充说，“北约扩大的所有声称目标都是值得称赞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在文化上当然是欧洲的一部分，应该保证在欧洲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当然，我们与那里的民主和稳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但加入北约并不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唯一途径。在没有明确和可识别的安全威胁的情况下，这甚至不是最好的方法。”
事实上，逐步扩大北约的决定是对导致冷战结束和东欧解放的美国政策的逆转。老布什总统宣布了一个“完整和自由的欧洲”的目标。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曾谈到“我们共同的欧洲家园”，并欢迎东欧政府的代表摆脱共产党统治者，还下令彻底裁减苏联军队，并解释说，一个国家要想安全，就必须确保其他国家的共同安全。老布什总统还于 1989 年 12 月在马耳他会晤期间向戈尔巴乔夫保证，如果允许东欧国家通过民主进程选择其未来方向，美国将不会“利用”这一进程为自己牟利。（显然，将当时加入华沙条约的国家带入北约就是“牟利”。”）
第二年，戈尔巴乔夫得到保证，尽管没有正式条约，如果苏联允许统一的德国（含原来华沙条约内的东德——译注）留在北约，北约的管辖权就不会向东移动，“一英寸也不会”。
这些承诺是在苏联解体之前向戈尔巴乔夫总统提出的。一旦解体，俄罗斯联邦的人口将不到苏联的一半，军事机构士气低落，充满混乱。如果说，连苏联承认并尊重东欧国家的独立后，北约都没有扩大的理由，那就更没有理由担心俄罗斯联邦是一种威胁。
任性而为？
在乔治·W·布什（以下简称小布什）政府（2001-2009 年）期间，东欧国家继续加入北约，但这并不是唯一引起俄罗斯反对的原因。与此同时，美国开始退出军控条约，这些条约一度缓和了一场非理性和危险的军备竞赛，是结束冷战的基础协议。最重要的是决定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ABM Treaty），该条约是一系列协议的基石条约，曾一度终止核军备竞赛。
在纽约世贸中心和北弗吉尼亚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后，普京总统是第一位致电布什总统并表示支持的外国领导人。他言出必行，促成了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袭击，该政权窝藏了发动袭击的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当时很明显，普京渴望与美国建立安全伙伴关系。瞄准美国的圣战恐怖分子也瞄准了俄罗斯。尽管如此，美国通过入侵伊拉克继续其无视俄罗斯及其盟国利益的做法，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俄罗斯的反对，也受到法国和德国的反对。
随着普京总统将俄罗斯从 1990 年代后期发生的破产中拯救出来，稳定了经济，还清了俄罗斯的外债，减少了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甚至开始建立金融储备金以抵御潜在金融风险，但普京对俄罗斯尊严和安全的立场却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侮辱。他在 2007 年在慕尼黑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这些侮辱。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回应说，我们不需要新的冷战。当然这是真诚的，但他、他的上级和他的继任者似乎都没有认真对待普京的警告。然后，参议员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在 2008 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竞选期间向选民承诺，“要与弗拉基米尔·普京抗衡！”好奇怪，在这个世界上，普京到底对他或对美国做了什么？
尽管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初承诺改变政策，但事实上，他的政府继续无视俄罗斯最严重的关切，并进一步强化美国之前的努力，以使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脱离俄罗斯的影响，乃至鼓动俄罗斯自身的“政权更迭”。俄罗斯总统和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认为，美国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的行动是对俄罗斯的间接攻击。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但却是对抗伊斯兰国的唯一有效的堡垒。伊斯兰国运动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后蓬勃发展，并正在蔓延到叙利亚。对叙利亚境内所谓的“民主反对派”的军事援助很快落入与组织 9·11 袭击美国的基地组织结盟的圣战分子手中！但对附近俄罗斯的威胁要大得多，因为许多圣战分子来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苏联地区。叙利亚也是俄罗斯的近邻；有人认为，美国企图将叙利亚政府斩首，客观上加强了美国和俄罗斯的共同敌人。
就乌克兰而言，美国对其国内政治的干预很深——甚至到了似乎在为其挑选总理的地步。实际上，它还支持了 2014 年改变乌克兰政府的非法政变，这一程序通常被认为不符合法治或民主治理。乌克兰仍在酝酿的暴力事件始于“亲西方”的西部，而不是顿巴斯。顿巴斯的冲突被视为是当地政府对俄罗斯族乌克兰人施暴的反应。
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他的言辞变得更加个性化，加入了美国和英国媒体诋毁俄罗斯总统的日益高涨的大合唱。奥巴马谈到对俄罗斯人的经济制裁是因为普京在乌克兰的“不当行为”而使他“付出了代价”，但他很容易忘记普京的行动在俄罗斯很受欢迎，而且奥巴马自己的前任则可能被确切地指控为战犯。奥巴马随后开始对整个俄罗斯国家进行侮辱，并毫无依据地提出诸如“俄罗斯造不出任何人想要的东西”之类的指控，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我们可以让美国宇航员进入国际空间站的唯一方法是使用俄罗斯火箭。奥巴马的政府也正在尽最大努力阻止伊朗和土耳其购买俄罗斯的防空导弹。
我相信有些人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里根称苏联为邪恶帝国，但随后通过谈判结束了冷战。”没错！里根谴责旧的苏联帝国——并随后称赞戈尔巴乔夫改变了它——但他从未公开谴责过苏联领导人。他以个人的尊重和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甚至请外交部长格罗米科参加通常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保留的正式晚宴。他在私人会议上的第一句话通常是这样的：“我们将世界的和平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必须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这样世界才能和平相处。”
在唐纳德·特朗普任职的四年里，情况变得更糟。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特朗普被指控是通俄骗子。（为证清白）他更加积极地通过了一系列反俄措施，一方面又奉承普京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美国在奥巴马任期的最后几天开始的对外交官的互斥驱逐，在一个严峻的恶性循环中持续进行，导致使领馆外交人员严重不足，以至于几个月来美国在莫斯科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为俄罗斯人签发访美签证。
与最近的许多其他事态发展一样，外交使团的相互扼杀扭转了冷战后期美国外交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当时我们努力成功地打开了苏联的封闭社会，拉倒了隔开“东”“西”的铁幕。我们成功了，在一位苏联领导人的合作下，他明白他的国家迫切需要加入世界。
好吧，我相信今天的危机是“蓄意促成的”。但如果是这样，我怎么能说它可以凭借常识轻松解决？
应用常识便可轻松解决？
简短的回答是因为它可以。普京总统的要求是非常合理的，即结束北约扩张并在欧洲建立一个确保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安全的安全框架。他没有要求任何北约成员退出，也没有威胁任何人。按照任何务实的常识标准，促进和平而不是营造冲突符合美国的利益。试图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的影响——那些鼓动“颜色革命”的人所公开的目标——是愚蠢的，也是危险的。我们这么快就忘记了古巴导弹危机的教训吗？
现在，说批准普京的要求符合美国的客观利益，并不意味着这很容易做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人都形成了这样一种恐俄立场（一个需要另作研究的议题），以至于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才能驾驭危险的政治水域并取得理性的结果。
拜登总统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将不会用自己的军队进行干预。那么，为什么要将这些军队派驻到东欧呢？只是为了向国会的鹰派表明他的强硬立场？派驻东欧干什么呢？除了逃离叙利亚、阿富汗和非洲大草原干旱地区的难民潮之外，没有人威胁波兰或保加利亚。那么第82空降师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呢？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也许这只是一个昂贵的游戏。也许拜登和普京政府随后的谈判会找到解决俄罗斯担忧的方法。如果是这样，也许这个游戏就达到了它的目的。也许那时我们的国会议员将开始处理我们在家中日益严重的问题，而不是让它们变得更糟。
人是可以有梦想的，不是吗？
原文链接：
https://usrussiaaccord.org/acura-viewpoint-jack-f-matlock-jr-todays-crisis-over-ukraine/
英文原文全文：
ACURA VIEWPOINTFebruary 14, 2022
Today we face an avoidable crisis that was predictable, actually predicted, willfully precipitated, but easily resolv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common sense.
We are being told each day that war may be imminent in Ukraine. Russian troops, we are told, are massing at Ukraine’s borders and could attack at any time. American citizens are being advised to leave Ukraine and dependents of the American Embassy staff are being evacuated. Meanwhile, the Ukrainian president has advised against panic and made clear that he does not consider a Russian invasion imminent. Vladimir Putin, the Russian president, has denied that he has any intention of invading Ukraine. His demand is that the process of adding new members to NATO cease and that in particular, Russia has assurance that Ukraine and Georgia will never be members. President Biden has refused to give such assurance but made clear his willingness to continue discussing questions of strategic stability in Europe. Meanwhile, the Ukrainian government has made clear it has no intention of implementing the agreement reached in 2015 for reuniting the Donbas provinces into Ukraine with a large degree of local autonomy—an agreement with Russia, France and Germany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endorsed.
Maybe I am wrong—tragically wrong—but I cannot dismiss the suspicion that we are witnessing an elaborate charade, grossly magnified by prominent elements of the American media, to serve a domestic political end. Facing rising inflation, the ravages of Omicron, blame (for the most part unfair) for the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plus the failure to get the full support of his own party for the Build Back Better legislati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staggering under sagging approval ratings just as it gears up for this year’s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Since clear “victories” on the domestic woes seem increasingly unlikely, why not fabricate one by posing as if he prevented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by “standing up to Vladimir Putin”? Actually, it seems most likely that President Putin’s goals are what he says they are—and as he has been saying since his speech in Munich in 2007. To simplify and paraphrase, I would sum them up as: “Treat us with at least a modicum of respect. We do not threaten you or your allies, why do you refuse us the security you insist for yourself?”
In 1991, when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many observers, ignoring the rapidly unfolding events that marked the end of the 1980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considered th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y were wrong. The Cold War had ended at least two years earlier. It ended by negotiation and was in the interest of all the parties. President George H.W. Bush hoped that Gorbachev would manage to keep most of the twelve non-Baltic republics in a voluntary federation. On August 1, 1991, he made a speech to the Ukrainian parliament (the Verkhovna Rada) in which he endorsed Gorbachev’s plans for a voluntary federation and warned against “suicidal nationalism.” The latter phrase was inspired by Georgian leader Zviad Gamsakurdia’s attacks on minorities in Soviet Georgia. For reasons I will explain elsewhere, they apply to Ukraine today. Bottom line: Despite the prevalent belief, both among the “blob”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f the Russian public,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support, much less cause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We supported throughout the independence of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and one of the last acts of the Soviet parliament was to legalize their claim to independence. And—by the way—despite frequently voiced fears—Vladimir Putin has never threatened to re-absorb the Baltic countries or to claim any of their territories, though he has criticized some that denied ethnic Russians the full rights of citizenship, a principle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is pledged to enforce.
But, let’s move on to the first of the assertions in the subtitle…
Was the crisis avoidable?
Well, since President Putin’s major demand is an assurance that NATO will take no further members, and specifically not Ukraine or Georgia, obviously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basis for the present crisis if there had been no expansion of the alliance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or if the expansion had occurred in harmony with building a security structure in Europe that included Russia.
Maybe we should look at this question more broadly. How do other countries respond to alien military alliances near their borders? Since we are talking about American policy, maybe we should pay some attention to the way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acted to attempts of outsiders to establish alliances with countries nearby. Anybody remember the Monroe Doctrine, a declaration of a sphere of influence that comprised an entire hemisphere? And we meant it! When we learned that Kaiser’s Germany was attempting to enlist Mexico as an all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that was a powerful incentive for the subsequent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Germany. Then, of course, in my lifetime, we ha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something I remember vividly since I was at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Moscow and translated some of Khrushchev’s messages to Kennedy.
Should we look at events lik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ome of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or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likely behavior of a country’s leaders if they feel threatened? What did international law at that time say about the employment of nuclear missiles in Cuba? Cuba was a sovereign state and had the right to seek support for its independence from anywhere it chose. It had been threate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even an attempt to invade, using anti-Castro Cubans. It asked the Soviet Union for support. Know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d deployed nuclear weapons in Turkey, a U.S. ally actually bordering on the Soviet Union, Nikita Khrushchev, the Soviet leader, decided to station nuclear missiles in Cuba. How could the U.S. legitimately object if the Soviet Union was deploying weapons similar to those deployed against it?
Obviously, it was a mistake. A big mistake! (One is reminded of Talleyrand’s remark..”Worse than a crim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ke it or not, are not determined by debating, interpreting and applying the finer points of “international law”—which in any case is not the same as municipal law, the law within countries. Kennedy had to react to remove the threat. The Joint Chiefs recommended taking out the missiles by bombing. Fortunately, Kennedy stopped short of that, declared a blockade and demanded the removal of the missiles.
At the end of the week of messages back and forth—I translated Khrushchev’s longest—it was agreed that Khrushchev would remove the nuclear missiles from Cuba. What was not announced was that Kennedy also agreed that he would remove the U.S. missiles from Turkey but that this commitment must not be made public.
We American diplomats in Embassy Moscow were delighted at the outcome, of course. We were not even informed of the agreement regarding missiles in Turkey. We had no idea that we had come close to a nuclear exchange. We knew the U.S. had military superiority in the Caribbean and we would have cheered if the U.S. Air Force had bombed the sites. We were wrong. In later meetings with Soviet diplomats and military officers, we learned that, if the sites had been bombed, the officers on the spot could have launched the missiles without orders from Moscow. We could have lost Miami, and then what? We also did not know that a Soviet submarine came close to launching a nuclear-armed torpedo against the destroyer that was preventing its coming up for air.
It was a close call. It is quite dangerous to get involved in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with countries with nuclear weapons. You don’t need an advanced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law to understand that. You need only common sense.
OK—It was predictable. Was it predicted?
“The most profound strategic blunder made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My words, and my voice was not the only one. In 1997, when the question of adding more members to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I was asked to testif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In my introductory remarks, I mad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 consider the Administration’s recommendation to take new members into NATO at this time misguided. If it should be approv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it may well go down in history as the most profound strategic blunder made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Far from improving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lies, and the nations that wish to enter the Alliance, it could well encourage a chain of events that could produce the most serious security threat to this nation since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The reason I cited was the presence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f a nuclear arsenal that, in overall effectiveness, matched if not exceeded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Either of our arsenals, if actually used in a hot war, was capable of ending the possibility of civilization on earth, possibly even causing the extinction of the human race and much other life on the planet. 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had, as a result of arms control agreements concluded by the Reagan and first Bush administrations, negotiations for further reductions stalled during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There was not even an effort to negotiate the removal of short-range nuclear weapons from Europe.
That was not the only reason I cited for including rather than excluding Russia from European security. I explained as follows: “The plan to increase the membership of NATO fails to take account of the real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proceeds in accord with a logic that made sense only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division of Europe ended before there was any thought of taking new members into NATO. No one is threatening to re-divide Europe. It is therefore absurd to claim, as some hav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new members into NATO to avoid a future division of Europe; if NATO is to be the principal instrument for unifying the continent, then logically the only way it can do so is by expanding to include all European countries. But that does not appear to be the aim of the Administration, and even if it is, the way to reach it is not by admitting new members piecemeal.”
Then I added, “All of the purported goals of NATO enlargement are laudable. Of course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re culturally part of Europe and should be guaranteed a place in European institutions. Of course we have a stak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and stable economies there. But membership in NATO is not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these ends. It is not even the best way in the absence of a clear and identifiable security threat.”
In fact, the decision to expand NATO piecemeal was a reversal of American policies that produce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liberation of Eastern Europe. President George H.W. Bush had proclaimed a goal of a “Europe whole and free.” Soviet President Gorbachev had spoken of “our common European home,” had welcomed representatives of East European governments who threw off their Communist rulers and had ordered radical reductions in Soviet military forces by explaining that for one country to be secure, there must be security for all. The first President Bush also assured Gorbachev during their meeting on Malta in December, 1989, that if the countries of Eastern Europe wer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future orientation by democratic processes,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take advantage” of that process. (Obviously, bringing countries into NATO that were then in the Warsaw Pact would be “taking advantage.”) The following year, Gorbachev was assured, though not in a formal treaty, that if a unified Germany was allowed to remain in NATO, there would be no movement of NATO jurisdiction to the east, “not one inch.”
These comments were made to President Gorbachev before the Soviet Union broke up. Once it di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ad less than half the popul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a military establishment demoralized and in total disarray. While there was no reason to enlarge NATO after the Soviet Union recognized and respect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there was even less reason to fea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s a threat.
Willfully precipitated?
Adding countries in Eastern Europe to NATO continued during the George W. Bush administration (2001-2009) but that was not the only thing that stimulated Russian obje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withdrawing from the arms control treaties that had tempered, for a time, an irrational and dangerous arms race and were the foundation agreements for ending the Cold War. The most significant was the decision to withdraw from 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ABM Treaty) which had been the cornerstone treaty for the series of agreements that halted for a time the nuclear arms race. After the terrorist attacks on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n New York and the Pentagon in Northern Virginia, President Putin was the first foreign leader to call President Bush and offer support. He was as good as his word by facilitating the attack on the Taliban regime in Afghanistan, which had harbored Osama ben Laden, the Al Qaeda leader who had inspired the attacks. It was clear at that time that Putin aspired to a security partner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jihadist terrorists who were targeting the United States were also targeting Russia. Nevertheless, the U.S. continued its course of ignoring Russian–and also allied–interests by invading Iraq, an act of aggression which was opposed not only by Russia, but also by France and Germany.
As President Putin pulled Russia out of the bankruptcy that took place in the late 1990s, stabilized the economy, paid off Russia’s foreign debts, reduced the activity of organized crime, and even began building a financial nest egg to weather future financial storms, he was subjected to what he perceived as one insult after another to his perception of Russia’s dignity and security. He enumerated them in a speech in Munich in 2007.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Gates responded that we didn’t need a new Cold War. Quite true, of course, but neither he, nor his superiors, nor his successors seemed to take Putin’s warning seriously. Then Senator Joseph Biden, during his candidacy fo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2008, pledged to “stand up to Vladimir Putin!” Huh? What in the world had Putin done to him or to the United States?
Although President Barack Obama initially promised policy changes, in fact his government continued to ignore the most serious Russian concerns and redoubled earlier American efforts to detach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from Russian influence and, indeed, to encourage “regime change” in Russia itself. American actions in Syria and Ukraine were seen by the Russian president, and most Russians, as indirect attacks on them.
President Assad of Syria was a brutal dictator but the only effective bulwark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a movement that had blossomed in Iraq following the U.S. invasion and was spreading into Syria. Military aid to a supposed “democratic opposition” quickly fell into the hands of jihadists allied with the very Al Qaeda that had organized the 9/11 attacks on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threat to nearby Russia was much greater since many of the jihadists hailed from area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cluding Russia itself. Syria is also Russia’s close neighbor; the U.S. was seen strengthening enemies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with its misguided attempt to decapitate the Syrian government.
So far as Ukraine is concerned, U.S. intrusion into its domestic politics was deep—to the point of seeming to select a prime minister. It also, in effect, supported an illegal coup d’etat that changed the Ukrainian government in 2014, a procedure not normally considered consistent with the rule of law 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The violence that still simmers in Ukraine started in the “pro-Western” west, not in the Donbas where it was a reaction to what was viewed as the threat of violence against Ukrainians who are ethnic Russian.
During President Obama’s second term, his rhetoric became more personal, joining a rising chorus in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media vilifying the Russian president. Obama spoke of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ns as “costing” Putin for his “misbehavior” in Ukraine, conveniently forgetting that Putin’s action had been popular in Russia and that Obama’s own predecessor could be credibly accused of being a war criminal. Obama then began to hurl insults at the Russian nation as a whole, with allegations like “Russia makes nothing anybody wants,” conveniently ignoring the fact that the only way we could get American astronauts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at that time was with Russian rockets and that his government was trying its best to prevent Iran and Turkey from buying Russian anti-aircraft missiles.
I am sure some will say, “What’s the big deal? Reagan called the Soviet Union an evil empire, but then negotiated an end of the Cold War.” Right! Reagan condemned the Soviet empire of old—and subsequently gave Gorbachev credit for changing it—but he never publicly castigated the Soviet leaders personally. He treated them with personal respect, and as equals, even treating Foreign Minister Gromyko to formal dinners usually reserved for chiefs of state or government. His first words in private meetings was usually something like, “We hold the peace of the world in our hands. We must act responsibly so the world can live in peace.”
Things got worse during the four years of Donald Trump’s tenure. Accused, without evidence, of being a Russian dupe, Trump made sure he embraced every anti-Russian measure that came along, while at the same time flattered Putin as a great leader. Reciprocal expulsions of diplomats, star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nal days of Obama’s tenure continued in a grim vicious circle that has resulted in a diplomatic presence so emaciated that for months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have enough staff in Moscow to issue visas for Russians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As so many of the other recent developments, the mutual strangulation of diplomatic missions reverses one of the proudest achievements of American diplomacy in latter Cold War years when we worked diligently and successfully to open up the closed society of the Soviet Union, to bring down the iron curtain that separated “East” and “West.” We succeeded,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a Soviet leader who understood that his country desperately needed to join the world.
All right, I rest my case that today’s crisis was “willfully precipitated.” But if that is so, how can I say that it can be…
Easily resolv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common sense?
The short answer is because it can be. What President Putin is demanding, an end to NATO expansion and creation of a security structure in Europe that insures Russia’s security along with that of others is eminently reasonable. He is not demanding the exit of any NATO member and he is threatening none. By any pragmatic, common sense standard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mote peace, not conflict. To try to detach Ukraine from Russian influence—the avowed aim of those who agitated for the “color revolutions”—was a fool’s errand, and a dangerous one. Have we so soon forgotten the lesson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ow, to say that approving Putin’s demands is in the objectiv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mean that it will be easy to do. The leaders of both the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parties have developed such a Russophobic stance (a story requiring a separate study) that it will take great political skill to navigate the treacherous political waters and achieve a rational outcome.
President Biden has made it cl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intervene with its own troops if Russia invades Ukraine. So why move them into Eastern Europe? Just to show hawks in Congress that he is standing firm? For what? Nobody is threatening Poland or Bulgaria except waves of refugees fleeing Syria, Afghanistan and the desiccated areas of the African savannah. So what is the 82nd Airborne supposed to do?
Well, as I have suggested earlier, maybe this is just an expensive charade. Maybe the subsequent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Biden and Putin governments will find a way to meet the Russian concerns. If so, maybe the charade will have served its purpose. And maybe then our members of congress will start dealing with the growing problems we have at home instead of making them worse.
One can dream, can’t one?
Jack F. Matlock served as US ambassador to the USSR (1987-1991).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 of ACURA, he writes from Singer Island, Flori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