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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14卢沙野大使与法国外交记者协会交流实录

2022年12月7日,卢沙野大使应邀出席法国外交记者协会晚餐交流会。席间,卢大使就中国疫情防控、台湾问题、中法和中欧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乌克兰危机、美欧关系、美元霸权等问题回答了提问。答问实录如下:

问:大使先生,我们注意到最近在中国出现了反对防疫政策的街头游行,请您介绍一下真实情况。

答:疫情在中国暴发之初,我们发现这是一种全新的病毒。中国政府立即通报世卫组织,并随即采取很多措施来防控疫情。2020年1月23日,即报告新冠病毒不足一个月,中国政府就决定对武汉这座拥有1100多万人口的城市进行封禁管理,来切断病毒传染链。中国也暂停了往返外国的航班。得益于这些严格防控措施,幸运的是,两个多月之后,准确的说是到当年4月份,中国就已成功控制了疫情。在4月中旬,中国已经彻底清除了疫情,本土已无新增病例。但同时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疫情暴发,中国需要防止境外病毒输入。但我们不可能与世界完全隔离,中国与其他国家还有接触和航班联系。这也是我们实行“动态清零”政策的原因。一旦有确诊病例或输入病例,我们发现一起、扑灭一起。2020年,这一政策执行起来相对容易,因为早期变异病毒的传染性不像现在这么强,很容易发现、追踪和消灭。2021年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所以在这两年里,中国的老百姓是完全自由的,可以自由流动,外出旅游,自由地出入商店和餐馆。但在国外却是另一番景象,包括法国在内的很多欧美国家都进行了封禁,餐馆也无法完全开放。我注意到中国使馆附近一家餐馆关了将近一年。在这两年里,当中国老百姓享受自由时,国外的世界却处于封禁之中。

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得益于“动态清零”政策,不统计港澳台地区数据,中国大陆仅报告了大约5235例新冠死亡病例和40万确诊病例。台湾地区报告了840万确诊病例和1.4万例死亡病例,美国则报告了超过100万死亡病例,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5倍。

问:近期在中国发生的游行示威中,我们听到有人喊出一些非常敏感的政治性口号,这在今天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中国人会喊出这种口号?您如何解释?

答:我知道你们只对政治口号感兴趣。

问:这很重要。

答:这个问题我马上会谈到。凭借“动态清零”政策,中国政府挽救了超过400万中国人的生命。否则,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将达400-500万,感染病例数将达数亿。现在中国之所以要调整“动态清零”政策,是因为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传染性虽然很强,但致命性却大大降低。因此中国政府于11月11日出台了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来放宽“动态清零”政策。

遗憾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并未完全理解中央政府的意图,地方政府在看到新冠感染数字迅速攀升后感到手足无措,又回到依靠老办法来控制疫情的老路上来,这就让老百姓感到不满。各地的老百姓质问,中央政府是要放松疫情管控,为什么你们还要加码?这是导致街头游行的真正原因。

中国老百姓有表达不满和抱怨的权力,这很正常。政府可以通过这些游行了解到老百姓的愿望和诉求。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人民有所呼,政府有所应”。但这一次,外部势力很快抓住机会进行政治化操弄。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嗅到近些年在发展中国家频繁发生的颜色革命的味道。我所说的都是有依据的,有的中国人被外部势力收买。

问:被谁收买?

答:外部人士。

问:确切地说是谁?

答:我不能挑明。就是外部反华势力。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人进行了分析,他们甚至指出哪些人被操纵了,因为这些人在社交媒体上蛊惑煽动。比方说“白纸游行”,虽然是白色,但也是颜色革命。因为白色也是一种颜色。

问:人们举着白纸游行,是因为他们被境外反华势力收买了?您是这个意思吗?

答:这是肯定的。否则一场普普通通的游行不可能有如此严重的意味。我注意到法国媒体都进行了夸大报道,说这是198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事实上这与1989年的政治风波毫无关系,是有人故意把两者联系起来,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企图。

正如我刚才所说,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一旦有期待和诉求,中国政府很快会作出回应。这就是中央政府为什么要求地方政府准确贯彻落实20条措施的原因。今天,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了10条针对性优化措施,这样地方政府对更好落实此前的20条措施有了更多的信心,这也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欢迎,游行活动也随之消失。近期的游行即便不是外部反华势力策动和发起的,至少是受到他们的利用,这些反华势力总试图把游行推向政治化。正如我在开场发言中所说的,任何国家都不是完美的,任何政府都有缺点。对我们而言,我们要做的就是改正缺点。而外部势力则是要毁掉中国。两者有本质区别。

问:您至少认为这些游行最开始是自发的,而不是出于政治目的,因为一些地区的老百姓对疫情已经厌倦了。

答:的确。我认为最开始老百姓发起游行是为了表达对地方政府未能完整准确落实中央政府所出台措施的不满。但很快游行就被外部势力利用了。我觉得只有第一天是真正的游行,第二天就有外部势力插手了。

问:你谈到了外部势力,他们是国家还是组织?是谁在背后支持,目的是什么?很难理解在中国这样一个受到严密监控的国家,外部势力如何能够介入?

答:这些势力将中国视为他们的敌人和主要战略对手。你用了“监控”这个词,这并不准确。我们是在自我防卫,因为一些外部势力始终敌视我们。

问:他们是谁?

答:我不说具体是谁。是外部势力,你们自己可以想象。

问:是西方人吗,是与美国有关的势力吗?是国家?企业?还是来自外部的中国反对派?

答:有国家也有组织。中国的“反对派”并没有那么强大,尤其是在国外。

问:中国疫苗接种率是多少?中国有自己的信使RNA疫苗吗?开始形成免疫屏障了么?

答:我们有自己的信使RNA疫苗。巴厘岛G20峰会前夕,首款中国RNA疫苗还获得了印尼的认证。当然,中国信使RNA疫苗上市的时间比辉瑞和莫德纳晚,没有机会占领国际市场。

问:它得到世卫组织认证了么?

答:这个我不清楚。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在5条技术路线上积极推进30多款疫苗研发。我们有灭活疫苗、信使RNA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重组蛋白疫苗和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甚至还有吸入式疫苗。两款灭活疫苗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世卫组织认证,但欧洲并不接受。既然现在中国也有了自己的信使RNA疫苗,就不需要西方疫苗了。

关于中国疫苗接种率,在18至60岁成年人群中,接种两剂或三剂疫苗的比例超过了90%,61至79岁人群接种率约为83%,80岁以上人群相对较低,只有65%。

问:这是否因为中国先为年轻人接种?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则选择首先为老年人接种。这是为了确保年轻人可以工作吗?

答:中国新冠疫苗研发的速度非常快。通常研发一种疫苗至少要10年,但这次只用了不到一年。鉴于疫苗的安全性没有充分保证,中国政府认为先给青壮年接种更安全。对老年人则非常谨慎。此外,年轻人还要工作,先给他们接种也是为了更好复工复产。与中国不同,大多数西方国家先为老年人接种,但两种方法都利弊兼有。

问:有中国人抵触接种疫苗么?

答:有,特别是老年人。

问:您接种的是什么疫苗?

答:我在法国接种了辉瑞疫苗。我的很多同事接种了中国灭活疫苗和辉瑞两种疫苗。

问:第一个问题,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是否有新的进展?第二个问题,您刚才指出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在防疫中有问题。这是一种很方便的托辞。照您的说法,地方政府同外部势力存在某种默契。他们是想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吗?还是说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有分歧?

答:第二个问题更简单,我先回答。不存在什么“挑战”,而是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正确理解中央政策。他们有些思维定势,没能及时准确领会“20条措施”的精神要义。

问:是他们没领会,还是他们害怕放宽而层层加码?

答: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一些地方政府不确定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中央政策。以前的政策导向是严格防控,这次中央要求放宽,他们没能第一时间准确理解。

关于第一个问题,事实上中方已经反复作出阐释。中国曾先后两次邀请世卫组织专家来华开展病毒溯源研究。特别是第二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世卫组织专家去了所有想去的地方,见了所有想见的人,看了所有想看的材料。专家组组长表示他们对此次溯源考察非常满意。考察的结论是,病毒“极不可能”从中国实验室泄漏。但美国人并不满意,仍在制造谣言和假新闻,称病毒是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要求世卫组织继续对中国进行所谓“调查”。但事实上,美国和欧洲早在2019年年中就已经出现了新冠病例。2020年初,专家对美国和欧洲2019年年中和秋天的一些病例进行了回溯性研究,发现其实是新冠肺炎。

问:10月份在武汉还举行了军运会。

答:事实上,早在7月,美国军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曾发生事故,随即被关闭,很快该地区就出现了肺炎病例。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种肺炎是什么病,后来美国疾控中心负责人在2020年3月份在议会承认这就是新冠病例。武汉在10月份举办了军运会,美国派出了一个庞大代表团。我们知道,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你知道在那次军运会上美国代表团的成绩是多少吗?

问:不知道。垫底吗?

答:一块金牌都没有。在奖牌榜上,美国都排到30名开外了。这太奇怪了。

问:当时他们的运动员都生病了吗?

答:有5名美国军人运动员病了,由美国专机接回国。当时是10月份,两个月后,武汉就发现了病例。我们知道,新冠病毒潜伏期至少两周。我们总不能说因为当时武汉已经出现了病毒,从而导致美国在军运会上没取得好名次吧。难不成美国军人一到武汉就被感染了?

问:这么说是美国人把病毒带到了中国?

答:你可以自行思考,然后得出结论,我只提供事实。

问:我们下面换个主题,讨论俄罗斯—乌克兰问题。乌克兰危机对中国的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分别是什么?

答:没有积极影响,只有消极影响。无论如何,中国都不希望发生战争,因为历史上中国往往是战争的受害者。因此,自乌克兰危机暴发之初,我们就一直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危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马克龙总统或其他欧洲领导人以及美国总统通电话时,都强调了中国政府这一一贯立场。

问: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支持。这种支持体现在联合国安理会,也体现在拒绝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之所以说有积极影响,是因为我们看到中国从俄罗斯低价进口了大量油气,这算是相当积极的一面了。中国一方面反对战争,另一方面又支持侵略者,这如何解释呢?

答:因为我们对这场危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应当考虑危机的来龙去脉,抓住问题的根源,这样才能找到解决出路。但西方人不理解,他们仅仅抓住危机的开端,即所谓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但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危机呢?其实你们都很清楚,无需我细说。正是北约五轮东扩引发了俄罗斯在安全方面的担忧,普京总统也多次向北约提出这一问题。2008年萨科齐总统和默克尔总理都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但美国人却坚持。特别是去年11月,美国和乌克兰签署联合声明,承诺会将乌克兰纳入北约,这种挑衅彻底激怒了俄罗斯。

所以我们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有人说,美国人并未诉诸武力。这的确是事实。但美国、欧洲连华为都能视为安全威胁,难道北约东扩不构成安全威胁吗?我们必须诚实地对待这些问题。

你问到中国是否在支持俄罗斯。中国是保持中立的。我们反对使用武力,始终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危机。中国并未向俄罗斯提供任何物质支持,遑论军事支持。中国确实加大了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进口,那是因为欧洲人不买了。

问:这成为意外收获了。

答:并不是我们想要买那么多。

问: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中俄声明两国合作无上限。现在危机发生了,这种伙伴关系是否有上限?对于中国来说,上限是什么,红线又是什么?这些限制是否会改变中国同俄罗斯关系的实质?

答: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没有上限的,双方在所有领域开展合作。

问:战争也没有影响这种伙伴关系吗?

答:我们是正常的国家间关系。中俄都是主权国家,有权在所有领域进行合作。但这种合作不是没有底线的,这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中国也没有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问:俄罗斯有要求提供吗?

答:俄罗斯没要求过,因为他们也知道底线。我们看到,美国一方面看上去支持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却从未停止提供武器。这无异于火上浇油。我记得今年3月底时,俄乌双方几乎都要谈成了,但马上就发生了一些事,破坏了谈判。发生了什么事你们都清楚,不用我细说。试想一下,如果3月底时双方能就和谈达成一致,那么两条北溪天然气管道就不会爆炸,欧洲就能重新获得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从而摆脱这场能源危机。破坏和谈符合谁的利益呢?你们可以想想。

问:从中国外交的角度看,如今俄乌双方举行谈判的基础是什么?我们知道,中国外交非常重视尊重国家领土主权的原则,这么看中国应该反对俄罗斯入侵。俄乌双方就顿巴斯、克里米亚、乌克兰地位等问题进行谈判的基础是什么?什么样的基础是合理的?

答:还是需要分析这场危机的根源。各方在这场危机中都有各自的担忧和利益。俄罗斯有,乌克兰也有。我们必须回到问题根源,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危机?据了解,早在2014年,在顿巴斯就出现了人道主义危机。有一个叫博内勒的法国女记者拍摄了一部关于顿巴斯的纪录片,但在法国被禁播了。我们必须分析问题的根源。

问:所以呢?

答:所以需要真正思考这场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问:同意,但目前可以具体做些什么?

答:危机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们或许不应再纠结于谁对谁错。首先应该回到谈判桌上,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谈判桌上商量。

问:领土边界问题也可以?

答:是的,也可以谈。否则就像你所说的,乌克兰领土边界不容侵犯,应恢复乌边界,但如何做到?乌克兰继续战斗直到彻底打败俄罗斯,赶跑俄罗斯军队?然后再谈判?要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谈判了,乌克兰已经赢得了战争。

问: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我们在当前形势下与俄罗斯谈判,就相当于接受了普京武力逻辑,通过诉诸武力甚至军事入侵来改变国家边境,实现自我满足。

答:这是问题所在。这就是我为什么讲如果我们顺着这一思路进行的话,双方在今年3月的谈判本应谈出成果。

问:但谈判失败了。

答:所以现在应该首先坐下来重启谈判。

问:划界原则不算数了吗?

答:你们可以在谈判中探讨该问题,指责俄罗斯侵犯了乌克兰领土。但如果都不能坐下来谈判,大家彼此如何对话?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立场要前后一致。西方极力维护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但在其他时候,如当美军入侵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特别是轰炸前南斯拉夫时,你们的表现可不是这样的。当时西方国家的立场如何?当然,法国反对美军入侵伊拉克,但在利比亚战争中呢?因此,一定要做到前后一致。如果你们维护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就应该在中国台湾问题上采取相同的立场,不鼓励台独分裂势力的活动。

问: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外交是一种制约还是一种加速?我看到习近平主席明天将访问沙特,中国在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重大经济利益。以前中国经常与俄罗斯一起行动,但现在中国独自签署商业大单,独立开展外交行动。中国是否感觉到某种程度的“解放”?俄罗斯变得虚弱让中国的视野与行动空间更广阔。

答:不是这样的。中俄在金砖机制、上合组织等多个不同框架下开展合作。在这些合作框架下,我们共同行动。但这次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是一次中国的外交活动,没有必要邀请普京总统同往。

问:你们会同沙特签署石油大单吗?

答:这不是主要议题。中国早就与沙特签有石油合同,沙特也曾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此访是为了加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全面合作。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于十几年前,但本次是双方首次举行峰会。由于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双方认为应通过举办峰会来进一步加强合作。这有利于世界与地区的和平稳定,也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问:中国曾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是否与乌总统泽连斯基取得联系?另外中国有没有可能像土耳其一样充当调停人?

答:中国在经贸领域曾与乌克兰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危机爆发前,一家中国私营企业收购了一家乌克兰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商,但遗憾的是乌政府又取消了该项目。

问:在战前吗?

答:是的,这给中国企业造成了高达45亿美元的重大损失。中国企业为了重启这家乌克兰企业花费很多,但乌政府在美国政府授意下毫无理由地取消了这份合同,借口仅仅是“国家安全”。“国家安全”现在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这有损两国关系。但即便如此,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还是向乌政府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我们视世界各国为我们的朋友,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合作关系。因此,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有四点:一是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维护;二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三是各方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四是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得到支持。这是我们的完整立场。

问:关于中国当局与泽连斯基总统保持联系的问题…

答:目前,我不认为中方有办法撮合俄乌双方,因为我们不是冲突当事方。关键是包括欧洲、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等在内的当事方要展现出真正的和平解决问题的意愿。

问:但将来某一时刻,还是希望中国充当调停人或参与提供安全保证。这也是关键问题之一。例如,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但会要求安全保证以避免俄罗斯未来的侵略。中国是否有兴趣提供安全保证?

答:这要取决于何种形式。例如,通过谈判,各方同意由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是一种形式。当然也有其他形式,比如由俄罗斯和北约共同提供安全保证,这更有效也更方便。我们对此不反对,在该问题上持开放态度。

问:俄罗斯之前曾承诺确保乌克兰领土完整并签署有关协议,但并没有遵守。

答:俄的做法的确有待商榷,它本可以通过谈判解决该问题。

问:您如何看待台湾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半导体工厂?拜登总统亲自前往现场,如果您的逻辑正确,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对中国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这让中国绕过了美国的保护主义壁垒。

答:这对中欧都不是好事,因为美国想要垄断半导体生产。这仍是“美国优先”,是保护主义。另外,美国强迫台积电向美转移,这完全是强盗行径。台湾方面并不想转移,因为美国的人力和原料成本远高于台湾。我认为美国工厂将不具备竞争力,因为其产品售价将高于其他地方。一方面台湾仍保留工厂,另一方面中国也加快了追赶的步伐。中国没有高端光刻机,无法生产7纳米以下的高端芯片,这也是因为美国人阻拦荷兰卖给我们,这不就是强盗吗?

问: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称她不会理会美国,是这样吗?

答:她说的是制造低端芯片的机器,中国自己就能生产。

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习近平主席的沙特之行。鉴于沙特此前拒绝美国关于提高石油产量的提议,沙特是否在寻求摆脱美国控制和美阿联盟?您是否对此表示赞赏?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伊朗国内局势。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称这是一场美国和以色列煽动的骚乱,马克龙总统则称这是一场由伊朗妇女发起的、宣扬法国等西方国家普世价值的革命。您对此怎么看?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并不关心沙特是否要摆脱美国控制。沙特是主权国家,完全有权决定本国命运。中国没必要对其内政指手画脚。第二个问题也是类似,应该由伊朗和伊朗人民来决定本国命运,外国最好不要干涉其内政。一个国家如无外部干涉,可以发展得很好。其实中东最民主的国家就是伊朗,伊朗定期举行民主选举,而其他都是君主制国家。你们应该感到满意!

问:伊朗虽然确有普选,但总是倾向于伊斯兰主义的候选人。比如上次总统选举就是莱希胜选,而温和改革派多提前出局。

答:伊朗此前有过一位西方喜欢的温和派总统。民主就是强硬派和温和派轮番执政,这很正常。

问:您认为伊朗近期骚乱是因为外部势力介入还是内部危机?

答:我个人认为肯定是有外国势力黑手。你们总说这是一场“革命”。是什么革命?其实就是“颜色革命”!

问:中国对此感到害怕吗?

答:我们不怕,我们有能力抵御“颜色革命”图谋。

问:大使先生,您好像很关注民主,但我们可以想象中国选出一位来自中国共产党以外政党的国家主席吗?

答:我们的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尽管和你们不一样,但这是我们自己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符合中国国情,比西方民主的内涵更为丰富。我们不仅有选举,还有协商,选举后还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当然,我们的民主并不完美,但我们不断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完善。我相信,全过程人民民主一定会发展得更好,更加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

问:中国有其他政党的候选人吗?

答: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里都有非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士。因为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8个民主党派,他们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这是中国历史的特殊产物。其他党派党员均可参选人大代表。县一级人大代表是直接普选,县级以上(全国、省级、市级)人大代表是间接选举,即由下一级人大代表选出。我们的选举制度和你们不同,但你们也有间接选举。

问:关于中法双边关系,您能否确认马克龙总统明年初访华?

答:马克龙肯定会访华。

问:是否已经有意向日期?

答:这我不能告诉你们,因为还没定。

问:我们能对此访有何期待?

答:我认为,通过这次国事访问,双方可以就双边合作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在双多边合作等多个议题上达成共识。法国是中国在欧洲的主要伙伴。

问:德国也是吧?

答:德国也是中国在欧洲的主要伙伴。朔尔茨总理比马克龙总统先行访华。我们希望欧洲在国际事务中保持独立,而不是盲从美国,说实话这也不符合你们的利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而做美国的盟友则是致命的。(记者笑)

问:您对马克龙总统没有和朔尔茨总理联袂访华感到遗憾吗?

答:这取决于两位领导人。如果他们愿意联袂访华,那很好;分别访华,也很好。

问:现在欧洲内部、尤其是法德之间出现分歧,中国对此感兴趣吗,想加以利用吗?

答:中国对此不感兴趣,相反我们希望看到法德团结,引领推动欧洲一体化,但目前法德的作用正在下降。

问:在欧洲内部的作用吗?

答:是的。

问:谁从中获利?

答:美国。

问:美国在欧洲获利吗?

答:美国虽然不是欧洲国家,但却是欧洲事务的玩家。

问:如果想要理解中国的外交和经贸政策,就必须将其置于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之中。是中美关系决定中国的对外政策吗?

答:完全不是这样。中国自主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由美国人制定。决不能由美国说了算。

问:是否是根据美国的政策呢?

答:也不是根据美国的政策。

问:说到这,我们想提一个关于中国中期计划的问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是否以打破美元霸权为目标?是否将在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或发展与亚洲地区的人民币结算业务?这是中国计划的一部分吗?

答:天下苦美元霸权久矣,其中包括欧洲和中国。比如说,美国人毫无缘由对1000多家中国企业和实体实施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受到禁运或封锁。这种情况下,如果无法使用美元,我们只能使用人民币或欧元了。

问:中国会与沙特签署人民币结算协议吗?

答:双方已经有使用人民币结算的石油合同了。

问:是全部的石油贸易吗?还是其中一部分?

答:我不清楚是全部还是一部分,可能是一部分吧。

问:欧洲将中国定义为“伙伴”的同时也定义为“制度性对手”,双方存在价值观上的冲突:一方倡导民主和人权,另一方则是“中国价值”。您是否反对欧盟的这种对华定位?或者说您认为既然中欧是伙伴,那是不是制度性对手也无所谓?你们是否也将欧洲视为对手?

答:我认为“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是一种悖论和自相矛盾。我这么说是因为欧洲一边把中国视作伙伴,一边又视作制度性对手。什么是制度性对手?这意味着我们在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上处于对立状态。在这些问题上,中欧之间的不同甚至是分歧都无法解决,任何一方都不能说服或改变另外一方。中国人认为,既然这些差异无法消除,我们不妨先搁置一边,不要让其成为我们合作的阻碍。可恰恰相反,欧方总是不停地拿这些问题说事儿,严重破坏了合作氛围。况且正如我刚刚在讲话中所说,欧方拿来说事儿的问题都是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

问:比如说新疆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民主、人权?

答:当然,这都是中方的核心利益,也是中国内政。我不认为欧洲人有资格插手。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即搁置分歧,那双方合作潜力和空间会很大。这对于中国人而言实在是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欧洲人就是不明白。

问:大使先生,欧洲人更清楚,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候,即使不是全部时候,国际关系都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上,而国家实力体现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由此看来,欧洲对中国的不信任可不可以理解为是对中国的一种致敬?中国凭借一条真正的中国特色道路、“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与非洲、中东、乃至欧洲国家签署的经济、政治协议在全球崛起。您不承认国际关系中的“实力为王”原则?

答:这种“致敬”会导致什么呢?是冲突,还是合作?如果是合作,那很好。

问:一种“受控”的合作。

答:受谁控制?

问: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不会侵蚀对方利益。

答:所有合作都是受到控制的,这是为了确保合作符合本国利益。

问:有利于双方?

答:对,有利于双方。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欧洲开展合作时对欧洲没有敌意,也没有搞什么“三重定位”,把欧洲当做“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欧洲彼时也没有把中国当做制度性对手。然而中国共产党不是从今天才开始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七十多年了。可为什么几十年前你们不把中国当做制度性对手?

问:关于刚刚提到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的进展如何?看起来有时令中国失望,尤其是在非洲。与基础不牢固的国家发展关系,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绝非易事。该倡议是否仍是中国政策的重要方针?经济计划背后有没有政治计划呢?

答:这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共建的重大合作计划。目前,我们在该计划上的合作伙伴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超过140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国家也可以成为这一框架下的合作伙伴。

问:比如说意大利。

答:是的,还有希腊。但法国没有签署。中欧之间还有中欧班列,连接了中国和二十多个欧洲国家的180多个城市。每年,超过12000列货运班列来往于中欧之间。我认为这是双方之间一个很好的合作项目。尽管双方没有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但这确实也是“一带一路”框架下实施的项目。非洲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主要合作伙伴。实际上,早在“一带一路”倡议发起之前,中非合作就已经取得重大发展。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在非建设了众多基础设施项目。论坛每三年召开一届会议。因此,中非合作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套机制。如今有了“一带一路”倡议,双方合作获得了更多可能。

可现在,西方国家给中国贴上了一个“非洲债务陷阱”的标签,这完全不符合事实。中国对非债务只占非洲全部外债的10%,非洲国家外债主要来自西方私营机构和国际组织。当然,西方国家政府对非债务占比越来越低。我没有具体数据,可能并不多。但非洲国家债务主要来自于西方私营机构的商业贷款。我今天刚刚读到一篇《回声报》关于中低收入国家债务的文章,文中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文章中说,中低收入国家外债总额达9万亿美元,在这9万亿美元中,私营机构债务占比有多少?61%。巴黎俱乐部成员国,包括欧洲和美国占比为多少?32%。两者相加达93%。而包括中国、印度、沙特、阿联酋等非巴黎俱乐部国家,总额约为1383亿美元,根据我的计算,占比仅为1.5%。

问:但中国对非债务在过去几年确实增加了。这篇文章也提到,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债务增加了。

答:中国债务增加了,是因为中国比其他国家做得多。况且即使增加,我们也仅占不到1.5%,而你们占比多少?93%!

问:大使先生,您很了解法国。您认为法国发展得怎么样?如果不好的话,问题主要出在哪呢?

答:在中国人民看来,法国很好。多亏了戴高乐将军,中国人很喜欢法国。

问:您如何评价马克龙治下的法国,今天您所看到、生活和居住的法国呢?

答:法国、法国政府和马克龙总统都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无论是在政治问题上,还是国际战略中保持独立自主。法国还希望带领欧盟走向战略自主,实现欧洲一体化。我们对此高度赞赏,也很希望看到你们取得成功。我们希望法国政府和马克龙总统推进欧洲战略自主的政策能够成功。

问:在开篇讲话中,您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小康社会。您能否做些解释?你们是否应该感谢世贸组织?因为中国从中获利达20多年。与此相反,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中产阶层却越来越贫穷。所以近三四年来欧洲逐步醒悟过来而将中国视作“制度性对手”。您是否认同这种分析?

答:小康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概念。在距今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梦想建立一个人人安康幸福,生活虽不一定富裕,但美满快乐、贫富差距不大的社会。在小康社会之后还有大同社会,这是更高境界。

小康社会的目标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当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最初,我们将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定在上世纪末。但当时的小康还不是全面小康,而是基本小康,尚不是很扎实。因此,中国共产党之后确立了实现全面小康的第一个百年目标,第一个百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就是2021年。全面小康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去年的人均GDP已达到12551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我们同时还有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在中国各领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详细阐述了这个目标的愿景。

问:我们还没有好好谈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元首公报中所说的红线究竟是什么?何种情形被中国视作越过红线?

答:美国和西方国家不应该插手台湾事务。这是中国内政,同时也涉及中方核心利益。我们的红线就是台湾不能独立。我们优先推进和平统一,但如果无法做到和平统一……

问:统一的期限设在何时?

答:没有期限。但我们的立场就是使用一切手段阻止台湾独立。

问:在印太问题上,随着美国愈发强硬,法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参与印太事务的意愿不断上升,中方立场如何?你们如何看待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作用?

答:实际上,在地缘政治中,根本没有“印太”这个概念,这是美国创造出的概念。之前我们通常讲太平洋或亚太地区,从来不讲什么“印太”。为什么美国人要把印度洋纳入其中?因为他们认为单凭亚太的盟友已经不足以遏制中国,希望拉拢印度和其他美国盟国,比如说自认为是印太国家的法国。这是错误的……

问:法国认为其是印太国家是错误的?

答:我认为法国这样定位自身是错误的,因为这是一种对抗思想,是冷战思维,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DJLZh5yV6bMHAPHm1KGERQ

关于健康码的“智论”

标题:调查报告:疫情后的“健康码”,可能变得更有用

核心观点

·超九成受访者申领了健康码,对健康码的使用感受整体较好

·公众对健康码的认可度高达8.49分,在出行和就医时发挥重要作用,在保障复产复工和推进疫情防控方面意义重大

·健康码快速推出有赖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成熟、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互联网服务商的快速响应和公众的信任与支持

·健康码在使用中存在基础信息填报缺乏真实性、健康码互认范围有限、层层加码、新形式主义等问题

·健康码引发公众对数据安全、算法决策可靠性和健康码信息过度使用的担忧

·问世以来健康码实现了互联互通、精准治理,但针对非触网人群如何优化值得思考

·超九成受访者希望健康码在卫生健康、城市治理、交通出行和文旅娱乐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后疫情时代健康码拓展升级是大势所趋,需要宏观层面、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共同发力,对接更多资源、发挥更大作用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下,面对各行各业复产复工需求,健康码默默保障着生产生活秩序,保证了疫情期间的人员有序流动,展现了中国智慧。尤其在北京疫情小范围暴发后,北京市通过大数据排查精准迅速地锁定了与新发地有关人员等信息,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将疫情控制在了最小范围,彰显了数据防疫的重要价值。健康码的功能和应用也更加完善,“数字治疫”正在融入公众的生活,为疫情防控常态化保驾护航。那么在疫情结束后,健康码又将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对此,人民智库于近期开展了问卷调查,立足公众对健康码的使用情况、评价和期待等角度,共同探讨健康码与数据治理的相关议题。通过互联网和微信公众平台,共回收有效问卷5928份。

公众对健康码的使用情况

全国31省市区实现健康码全覆盖,超九成受访者申领了健康码,公众在就医、工作、居住、出行等场景都会运用健康码

自年初疫情暴发以来,全国除港澳台地区外,其余31省市区已经陆续实现了健康码全覆盖,直至今日,健康码仍然在常态化防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问及所在城市是否开通健康码时,选择“是”的受访者占96.63%。由于健康码的申领并不具有强制性,且部分群众并没有使用支付宝、微信(目前健康码的主要入口)的习惯,所以存在少部分群众从未接触过健康码的情况,为保障调查结果的有效性,后文基于选择“是”的调查样本进行研究。

所在城市开通健康码后,57.27%的受访者自己主动申领了健康码,14.57%的受访者应社区要求申领了健康码,14.13%的受访者应单位要求申领了健康码,10.02%的受访者应学校要求申领了健康码,3.10%的受访者应其他场所需要申领了健康码。此外,还有0.91%的受访者表示暂未申领健康码。

在健康码应用方面,各地健康码在设计中充分考虑了各种出行场景的需求,公众在不同场景中均遇到过检查健康码的情况。其中,公众被检查最多的场所分别是“医院、药店”(61.36%)、“单位、写字楼”(58.86%)、“小区、村”(57.48%)、“公交、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57.27%)。为了严控疫情的院内传染和社区传播,医院、工作场所、社区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对健康码的检查最为严格,其次是“商场、超市等商业场所”(48.19%)、“机场、车站等交通枢纽”(45.72%),再次是“公园、广场、景点等公共空间”(34.97%)、“政务中心、银行等办事机构”(31.46%),其中有些场所直接暂停开放或者采取限流措施。

公众对健康码的使用感受整体较好,申领的便捷性和省内通用情况方面最受好评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健康码是公众生产生活的必备工具。调查显示,以5分制评价当前所在城市健康码的使用感受(其中1分表示“非常差”、5分表示“非常好”),公众对健康码的使用感受整体较好。在以下几个维度上,得分由高到低分别是:申领的便捷性(4.35)、省内通用情况(4.33)、信息的真实性(4.31)、信息服务应用(4.31)、防疫的有效性(4.31)、使用的便利性(4.29)、信息动态管理(4.28)、跨省互认情况(4.25)。以支付宝为例,申领任意已开通健康码城市的健康码几乎都不需要“门槛”,仅个别城市会对地区定位有限制,整个过程仅需要几分钟即可申领使用,且大多数健康码都以省为单位统一标准,因此省内互认情况较好。

公众对健康码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认可度高达8.49分,在出行和就医时健康码发挥的作用最大

健康码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防疫工作者来说,通过健康码行程记录可以准确掌握流调信息;对于市民来说,不仅可以作为自身健康证明,还可以查询所在地风险等级情况;对于企业来说,可以准确掌握员工健康状况、行程信息。以10分为满分评价健康码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公众给出的均分高达8.49分。在具体方面,以5分制评价健康码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的作用,其中1分表示“非常小”、5分表示“非常大”。调查结果显示,健康码在“出入境”(4.37)和“就医”(4.37)时发挥的作用最大,其次是“外地返岗”(4.35)、“复学”(4.34),最后是“单位复工”(4.31)、“出差”(4.30)、“出行”(4.30)和“出游”(4.29)。

从宏观层面来看,健康码一是在局部地区发生疫情的背景下,“解决了跨区安全有序流动问题”(59.41%),能够在保证疫情不向外扩散的情况下,维持正常的人员流动和经济流动;二是“为网格化治理提供了抓手”(46.47%),助力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也进一步完善网格化服务体系。

在保障复产复工方面,公众认为健康码在公司管理运行层面的作用最为突出,依托大数据行程卡能够“有效掌握员工的健康信息”(71.25%)、“精准掌握员工的行程”(67.84%);其次能够推动工作的正常开展,“避免出差者被重复隔离”(67.27%)、“简化管理手续降低管理成本”(60.11%)。另外,能够助力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有序恢复,文旅行业受此次疫情影响较为突出,健康码通过入园筛查、行程登记能够有效降低风险,“为文化旅游业有序开放保驾护航”(28.94%)。

在推进疫情防控方面,健康码“成为基层政府数字化防疫的抓手”(74.40%)和“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71.77%),通过精准识别和掌握人员信息,达到了“让群众更有安全感”(70.62%)、“推动区域联防联控”(67.08%)的效果,“简化了出行手续”(57.61%),“提高了信息核验效率”(39.16%)。

公众对健康码的认识与评价

健康码快速推出有赖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成熟、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互联网服务商的快速响应和公众的信任与支持

首先是技术层面,大数据对公众活动轨迹、消费记录的对比、分析及追踪有赖于健康码背后的应用技术支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的成熟”(70.05%)、“数字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65.50%)是健康码得以快速投入使用的保障。二是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政务部门信息公开、信息共享”(68.80%)、“政府的积极引导与大力支持”(55.09%)至关重要。《个人健康信息码》系列国家标准从立项到发布只用了14天,实现电信运营商、交通管理部门等多部门的信息互通共享,这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与协调。三是“互联网服务商的快速响应和技术支持”(61.80%),依托阿里巴巴和腾讯在移动互联网行业的优势与体量,支付宝、微信作为重要的流量接入端口,为健康码的开发和运维做出了积极贡献。四是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对比国外防疫情况,“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48.24%)和“公众已经养成了‘扫码’的行为习惯”(30.58%)是中国特有的优势,也是健康码能够被快速接受的原因。

健康码在使用中存在基础信息填报缺乏真实性、健康码互认范围有限、层层加码、新形式主义等问题

当问及健康码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时,调查显示,“健康状况填写全靠自觉,基础信息真实难以保证”(72.60%)是最突出的问题。当前在申领健康码时所填报的信息真实性全靠个人诚信,缺乏有效监督来确保信息真实。其次是互认问题,“城市之间健康码互认还停留在局部地区,没有全国互通”(71.22%),实地调研发现,不同城市所开通的健康码在页面设计、功能设计上略有差异,且大多只认本省范围内的健康码。再次是“个别地区、社区‘有码不认’‘层层加码’”(57.4%),实地调研发现,个别火车站存在进站查一个码出站查另一个码的现象,因为“层层查码”反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人员集聚和旅客滞留。此外还有伴随着健康码而生的新形式主义,“各个渠道数据采集标准不一样,重复填写”(52.56%)、“增加了新的形式,但用到的情况不多”(23.13%)的现象。

健康码在发挥积极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引发公众对数据安全、算法决策可靠性和健康码信息过度使用的担忧

调查显示,公众对健康码的担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数据安全,健康码通常要求使用者输入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以及旅行史和健康状况等信息,因此“健康码后台数据安全性”(70.70%)、“信息过度收集”(62.03%)尤为使公众担忧;二是“算法决策结果的可靠性”(58.44%),具体表现为健康码所填报的信息能否真实的代表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地区风险等级的相关性、精准度如何体现;三是健康码过度干预公众的生活,每次授权登录健康码时,个人信息都会得到再次更新,并发送给管理部门,公众担忧会因此“暴露个人隐私信息”(49.18%),以及“运用健康码施策的尺度”(36.69%)是否会造成过度监管。

问世以来健康码在互联互通、精准治理、有效性方面实现了优化升级,但针对非触网人群如何优化值得思考

问世半年以来,健康码在程序设定和管理应用上不断完善,尤其针对早期存在的“莫名变红码”、功能简单、区域划定粗糙等问题进行了优化。一是在互联互通方面,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已经实现了区域互认,在实现“各地统计口径、统计标准的统一”(66.15%)、“打破信息孤岛、尽快实现互认”(61.72%)方面不断努力,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的格局。二是在精细化治理方面,“疫情风险区划分的精准度”(64.61%)不断提高,避免因口径过宽影响更大范围群众的生产生活。三是在有效性方面,提高了“健康码动态更新的及时性、准确性”(54.36%),“健康码统计原理的科学性”(47.98%)也有所提高,在早期进入商场、银行等公共场所时仅用出示本人健康码,而现在已经增加了个人行程签到的功能,对行动轨迹记录更加精准。

疫情之后,健康码的发展演变展望

超九成受访者希望健康码在后疫情时代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卫生健康、城市治理、交通出行和文旅娱乐领域

当疫情过后,经过了政府、企业、公众的长期试用,功能不断完善的健康码又该何去何从,公众对此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中,认为健康码应该在纵向和横向两方面继续开发的公众各超三成,分别是“继续优化和迭代,成为常态化管理工具”(38.54%)和“拓展应用场景,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延伸”(37.63%)。健康码的开发和推广成本巨大,因而受访者希望健康码继续更新和扩大使用范围,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具体领域而言,公众最希望健康码能够在“卫生健康”(60.08%)、“城市治理”(59.41%)、“交通出行”(55.58%)、“文旅娱乐”(49.67%)领域发挥作用,尤其是受疫情影响较严重、至今难以正常复工的文旅娱乐产业迫切希望能够通过智能化的手段辅助复产复工。

后疫情时代健康码拓展升级大势所趋,需要宏观层面、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共同发力,对接更多资源发挥更大作用

在宏观规划层面要“加强部门间数据协同和系统智能联动”(62.22%)、“延伸拓展在城市建设管理等领域的场景应用”(61.85%)。在建设和运行中,要“补齐应用领域和技术上存在的短板”(57.43%)、“提高城市在数据运用和治理方面的能力”(51.11%)。在技术优化方面,要“在数据收集和分类方面更加精细”(41.79%)、“利用区块链技术等确保数据安全”(38.02%)。在制度保障方面,要“完善数据运用相关法律制度保障”(31.59%)、“提高数字经济管理水平防止数据垄断”(18.81%)。健康码向更多领域延伸拓展需要对接更多的资源,当问及“您认为促进健康码进一步发展还需要对接哪些资源?”时,73.7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对接各部门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数据同步”,其次是“纳入征信机制保障基础数据真实准确”(69.22%),第三是“与社保卡、电子身份证等其他卡证互通”(65.70%),最后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支持与共享”(48.76%)。

健康码是数字治理的良好示范,公众期待健康码这类数字治理工具能够让社会治理更有速度、精度、温度

健康码对于现代化治理来说,不仅解决了疫情期间的燃眉之急,更为二维码运用到社会治理中做了良好的示范,在健康码之后,浙江又创新了“清廉健康码”作为规范“微权力”的有力新举措,通过扫码可以查看干部简历、清廉档案等,既能监督督促干部,又能运用到干部选拔中。公众认为,在健康码这类数字治理工具的推动下,社会治理更有速度,“城市治理的反应速度、决策速度也会更快”(69.74%)、“通过技术打破各个部门之间的壁垒”(57.35%);社会治理更有精度,“辅助科学决策,提高治理效能”(60.68%),“城市治理将更科学、更精准”(48.61%);社会治理更有温度,“让市民更好感受城市温度、享受城市服务”(51.21%),“强化溯源体系,增强社会生活的安全感”(22.09%)。

健康码在全球抗疫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既是严防境外输入的重要工具,也是向全球贡献中国方案

健康码作为创新性的治理工具,在推动疫情全球共治、全球联防联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在严防境外输入方面,落地登记健康码有助于守好国门,同时对入境人员进行跟踪管理,对此公众认为要“加强入境管理口岸推广应用,要求入境必须使用”(73.67%)。其次,要推广我国数字治理经验,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建议国外结合本国国情开发自己的‘健康码’”(70.15%),“应积极向国际推广健康码辅助疫情防控的经验”(59.02%)。在国内国际健康码建设的基础上,还需加强国际合作,“呼吁健康码国际通行、互认,便利出入境管理”(61.75%),“各国应在健康码数据共享、开发、共治方面共同努力”(34.17%),健康码在全球疫情防治中的试行也是推动全球数字治理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契机。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王虹】

责编:臧雪文 / 蔡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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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22-09/28/content_78441784.htm

张钰:我对国内童书充满希望,也忍不住望洋兴叹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钰】

“出版行业是夕阳产业”这句话就像一句蓄谋已久的预言,高悬于从业者头上。作为一名童书编辑,进入童书出版行业已经三年了,三年对其他行业来说足以积累相当丰富的经验,但对出版行业来说,三年仅仅是起步而已。

图书有未来吗?这是很多从业者也无法清晰回答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意大利历史学家安伯托·艾柯已经回答得很清楚。艾柯将文本分为两种:供阅读的书和供查阅的书,互联网无疑会让那种供查阅的百科全书、手册消亡,但那种供阅读的书“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不仅是为了文学,也是为了一个供我们仔细阅读的环境,不仅仅是为了接受消息,也是为了要沉思作出反应。”

到目前为止,书还是最经济、最灵活、最方便的信息传输方式,而且花费非常低。图书行业从电子书改变图书的阅读形式,到直播行业改变图书的销售模式,新兴事物让图书从内到外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在“图书仍有未来”这一前提下,我们进一步讨论童书。很多从业者认为童书的市场占比在未来还会进一步提升。

近些年,中国童书出版确实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创造了连续18年平均两位数增长的奇迹。疫情期间,全世界的童书市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程度的增长。2019年,少儿童书市场码洋在大众图书市场的码洋比例整体占比为23.28%。

图片来源:北京开卷

从我自身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数据,还是感性感受,确实觉得童书行业发展得一年比一年好。

我对童书充满了希望,同时也有很多忧思。外版书做得越多,越忍不住望洋兴叹。外版书,无论是科普书还是小说,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比本土领先很多。

外版科普书已经细分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有的科普书甚至都不敢相信是为儿童做的。在我们还非常感性地为孩子展现敦煌洞窟的照片时,外版的美育科普书已经将艺术品的方方面面做得“尽态极妍”,开始为孩子们科普美术馆的发展历史,教孩子们如何策展了,比如让我无比惊艳的科普书《美术馆全知道》。

图片来源:北京开卷

外版儿童小说也非常繁荣。众多学院派作家投入到写作事业中,专门为儿童写作,非常有市场意识、理性而有技巧地创作高水准的儿童小说。

拿我们刚刚立项的几本大奖小说来说,《天空落幕时》(When the Sky Falls)、《当世界属于我们》(When the World Was Ours)和《午夜守护者》(the Midnight Guardians)都是2021年出版的描写二战的小说,都是大赛获奖作品,这三个故事完全不同——风格从现实到魔幻,主人公从人到动物到精灵,对“二战”这一主题的阐释角度之丰富,讲述的故事令人信服的程度,都让人忍不住感慨英国当代儿童小说简直百花齐放。这不仅说明这批儿童小说作家非常优秀,更说明英国儿童文学的生态非常健康、非常有活力。

我每次找外版儿童小说都非常惊喜,这些小说要么很新潮,比如将亲情话题与时空穿越结合在一起的《与仓鼠一起穿越时空》;要么将陈旧的历史故事处理得创意十足,比如将热气球第一次升天的故事改写成以儿童为主角的冒险小说《追逐天空的人》;要么直面严肃的社会议题,比如将性侵话题以非常得体的尺度抛给孩子的《战斗的语言》;要么以极其细致的笔触将庸常的小故事讲得高潮迭起,比如讲述一个结巴男孩如何成为一名脱口秀演员的《我叫比比比利》。

你能在他们新创作的小说中看到多种维度、信息丰富的作品,你能感受到作家们自由、丰沛的创作意愿,看到作家们的社会责任感,我相信阅读这些文本长大的孩子一定不会讨厌看书。

引进外版儿童文学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问题——YA小说(Young Adult Fiction),YA小说是指面向12-18岁青少年的文学作品,而这部分书籍在国内无人阅读。

按照儿童文学的定义,它的读者对象应该是0-18岁,然而我们日常引进的小说集中于7-12岁,12-18岁这个年龄段的小说几乎不做,即使做了也很难推广。这与欧美国家恰恰相反,他们最畅销的是YA小说,图画书则是小头。

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中国孩子不需要阅读吗?我想更有可能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没有时间阅读,或者他们在阅读一些家长不愿意让他们阅读的文本,比如言情小说、仙侠小说。

我们今年做了两本YA小说,一本是讨论抑郁症的《挑战者深渊》,一本是讨论死亡话题的《给洛蒂的23封信》,这两本书文本非常优秀,主题非常深刻,在国外获奖无数,但引进后毫无水花,做这种书很难不沮丧。

奇想国的黄晓燕老师针对这种现象表达了她的看法:做书有时候是需要引领读者的,可以比读者快那么一步。在读者的阅读习惯没有被培养起来之前,确实需要出版社、出版商、出版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去为读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文本,出版人应该拿出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去面对不如意的市场反馈。

我也相信,在多方的坚持下,未来孩子们在每个年龄段都能自由地、有选择地阅读适合他们的文本。

相比外版书,做原创图书难度比较大,除了出版社、出版商的逐利行为,与作者创作的局限、不成熟的读者都有一定关系。

对比国外,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无论是小说还是科普书,国内极少有作者专门为儿童创作。不少儿童文学作家都由成人书作家转型而来,比如陈丹燕在创作《我的妈妈是精灵》之前,致力于向读者讲述她看到的上海,讲的是一座城市的风花雪月和人间烟火。

科普领域就更难找到专门为儿童写作的作者了,大多数儿童科普书都是成人书“改一改”,删减一点内容,配一些插图,一本内容扩成三本,因为没有专门为儿童创作的基因,作者和编辑都很难“蹲下来”考量儿童的理解力、儿童的知识储备量。

比如最近几年“美育”科普书是一大热点,但原创的图书里,“印象派”“达达主义”这些对儿童来说晦涩难懂的名词俯拾即是,按部就班地科普艺术家、艺术品、艺术流派的图书基本上占了美育图书的大头,精准提炼艺术家、艺术品最大的特点,并以该年龄段儿童能理解的语言予以讲述的图书少之又少。

整体来说,为儿童创作的科普书缺乏专门的作者及其对内容的有机整合,这样的情形在很长一段时间很难改变,这和国内儿童文学发展得比较晚不无关系。

中新社:北京图书大厦推出“童书借阅”服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不过我也相信随着童书市场的崛起,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作者投入这片蓝海,也希望作者和编辑都能积极开动脑筋,真正站在儿童的视角创造新的童书产品。

对童书而言,童书的购买者是家长,而家长的选择可能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孩子的阅读行为。作为一个成熟的读者,家长应该能自觉地评价一本童书的优劣,知道给孩子选择适合年龄的读本,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则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

如果是不成熟的读者,家长可能对一本书的优劣毫无概念,相比内容,对图书价格更为敏感,会跟风买一些不适合孩子阅读的图书,不知道如何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比如强迫孩子看书而自己在一旁刷手机。

孩子阅读兴趣的培养,家长责无旁贷,随着童书产品越来越丰富,选书难度会越来越大,这对家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后还不得不提到直播、自媒体的兴起对童书行业的影响。

疫情期间我参加了几场直播,很明显地感受到家长对“刚需”(历史类图书、数学类图书)的热衷。这种小型直播是非常“势利”的,容不得半点情怀,价格需要非常低廉,卖点需要十分直接,家长才会买单。

在争分夺秒的直播间,好故事也确实能打动家长,前提是讲这个故事的时间不会太长。

大部分家长对年龄比较敏感,但这种敏感我认为是流于表面的,对一本书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孩子读,家长总体来说非常模糊,很难通过主播的讲解和展示做出判断,需要主播给出“这个适合你们家宝宝阅读”的精确答案,才能相对放心地下单。

说到自媒体图书推广平台就不得不提到小红书了。对小红书用户来说,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不再是获取知识的途径,书可能是一件美丽的商品、一个愿望清单。他们以更闲适的态度对待图书,图书真正成了锦上添花或者展现生活方式的东西。

出版行业虽然也在适应变化,尝试建立清晰的规则,但总体来说仍然是一个相对感性的行业,这种“感性”不仅体现在“文本可能是感性的”,比如小说的文本,还体现在这个行业的规则、经验都很难言说,比如一本书好在哪里、为什么畅销,很多时候都玄之又玄,难以说透。

我对童书充满了祝福和希望,也期待这么一小撮明明听到“出版行业是夕阳产业”还奋不顾身投入其中的人,为孩子们做出更多更精彩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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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钱,你也得和穷人一起抢牛奶

金钱在一个国家有多大的力量,主要看这个国家的主体是不是公有制。

这几天,一个截图刷屏,说中国风投女王徐新在上海到处找群抢牛奶面包。 

徐新是什么人?徐新是今日资本的CEO,那个写过《22亿美元算什么》的传奇女人。

如今,她为了抢几瓶牛奶到处找群。 

徐新抢牛奶的截图是真的,说22亿美元算什么也不是吹牛。

1995年,徐新投了宗庆后4000万美金,这才有了娃哈哈。

1999年,徐新投了网易500万美元。

2006年,徐新投了京东1000万美元,买了京东7.8%的股份,仅此一项就赚了100个亿。

除此之外,徐新还投过美团、唯品会、携程、叮咚买菜、兴盛优选、每日优鲜、大众点评、蔚来等。

永辉超市,也是徐新投的。 

除此之外,徐新还住上海御翠园,每平米单价23万元,单套住宅动辄破亿的存在。 

这么一个超级有钱人,一堆能卖菜大企业的重要股东,如今却连买个牛奶都要找群抢购。

上面那个截图中回复徐新的于芳,也是个厉害人物,她是北极光创投的合伙人,投出过美团、华大基因、每日优鲜等。

她也在同一个群里抢面包牛奶。 

当然,这张图的发言有点涉及男女对立了,这里要说明一下,上海很多有钱男的也在忙活吃的。

中金固收的首席陈健恒,在群里到处找自己家丢的那只老母鸡。 

某男性外科医生临时转行屠夫,帮邻居们切割猪肉。 

经济学家、北大汇丰研究院长巴曙松,在买菜群里抢菜。

静安某男性巨佬,用1∶1漫威限量定制版人偶铺满6面墙的存在,在群里问番薯发芽后还能吃吗。

还有一些公私募大佬,平时掌控着合计10万亿以上的资金,如今天天上网抢菜,抢不到还要被老婆骂。 

男女都在为吃的忙活,只不过分工重点不同而已。

当然,重点应该是这些人如此有钱,为啥要为这么不值钱的东西而奔波。

牛奶面包、老母鸡、番薯,这些东西能值几个钱?对于这些身家几亿几十亿的人来说,为这些东西浪费1分钟都是巨大的经济损失。

但如今,这些东西吸引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

钱,好像已经彻底失效了。

再有钱的人,在上海也和普通群众一个样,区别不大,身家几十亿连个面包都买不到。

投资永辉超市和叮咚买菜的资本大佬,结果自家没有面包,这是一个社会主义黑色幽默。

这样的事,在美国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钱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国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这是中美的本质区别。

上海只是短缺了一点点物资而已,并不是没物资,很多家庭甚至连草莓都能买到,只不过需要靠抢而已,至于米面粮油什么的根本不缺,家家都够吃。

这种事在美国非常好解决,果蔬涨价即可,青菜涨到100一斤,草莓涨到500一斤,按平时价格10倍向上翻,瞬间就没人抢了,你会发现上海的蔬菜供应十分充沛。

对于身家几亿的人来说,草莓50一斤还是500一斤根本没有任何区别,该吃多少吃多少。

对于穷人来说,物资供应都这么紧张了你还吃青菜草莓干嘛,国家又不是没保障你米面粮油的供应。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到了这种时候还能保障穷人的米面供应,那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日本和德国投降前夕,物资几乎彻底耗尽,普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贵族阶级依然照样唱歌跳舞,咖啡香槟,英美的穷人待遇也差不多。

英美即便执行和中国一样的严格抗疫政策,也绝不可能发生像上海这样买菜面前人人平等的事情,这种稍微涨价就能解决的事情在英美属于微不足道的小事。

而且,这还是被所有人都认可的规则,连穷人都认可。

物资短缺了一点,交给市场经济来解决,涨价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这有什么奇怪的。

别说封锁状态下草莓涨十倍,欧洲现在好好的呢天然气就涨了10倍,老百姓依然没有抗议闹事。

对钱的态度,中美截然不同。

钱代表一种权力,调集和使用社会物资的权力,这是全社会的一种授权。

美国永远不会侵犯钱的权力,是永久授权,而在中国,钱只是一种临时授权,随时可以收回。

中国的根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这话你听的耳熟能详,但也许不知道什么意思。

什么叫以公有制为主体?意思就是所有的国家命脉行业都要以公有制为主。

允许私人经济发展,甚至允许外资经济发展,甚至积极吸收私人资本中有代表性的优秀分子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但,绝不允许私人资本形成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绝不允许各级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让私有制资本没有任何插手中国核心政治中枢的可能性。

要钱别要权,要权别要钱,两全其美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私有制资本的存在意义是让蛋糕做的更大,但蛋糕该怎么分的权力,永远掌握在公有制政府手中。

在本轮上海疫情中,疫情封锁后,你会发现所有的交通、金融、水电、粮食蔬菜供应等权力全部都是公有制政府的。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钱,但这些钱都是废纸一张,在买东西面前和穷人没有任何区别,只要政府不想让你们有区别,你就没有任何办法进行突破。

这就是经济命脉由谁掌握所带来的显著不同。

中国的贫富差距和美国的贫富差距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的富人有钱只是暂时有钱,美国的富人有钱是永久有钱。

在物资充沛的年代,中国富人有钱他们也不花,再有钱早上吃的也是热干面。

如果富人疯狂消费,那更好,国家更喜欢,就怕你们这群富人都是抠门鬼只进不出。

如果贫富差距只体现在账面数字而不是实际消费,那这纯粹就是个忽悠人的把戏,而且忽悠的是富人。

在物资不充沛的年代,这个账面差距有用了,有钱就是能买到东西,甚至能买命。

在上海滩电影里,你塞一个小金条过去那就能活,没这根小金条就得死。

如果陷入物资不足的极端情况,私有制为主的国家,那穷人就是得死,所有人都认可这一结局,贫富差距会带来两个人结局的显著不同。

但是在公有制国家,如果陷入物资不足的极端情况,那这个账面上的贫富差距依然只能停留在账面上。

国家会直接控制所有的物资,因为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所以任何物资都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然后按人头均分。

钱是没有用的,有钱你都买不到东西,钱带来的物资调集授权被国家临时取消了。

所以现在上海人无论穷富都在手机上抢菜,因为菜不怎么够的时候那就均分,你们谁抢的快就给谁。

如果情况再极端点,不排除政府发蔬菜票,把七八十年代的粮票案例再来一遍。

至于为什么要把物资均分?而美国不这么干。

因为中国是公有制为主体,所谓公有制的意思就是属于全体人民,所以均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美国是私有制为主体,谁钱多就属于谁,所以通过涨价来分配物资,按钱来说话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聊到这你有没有发现,在公有制国家,无论任何时候,物资都是属于所有人民的,所谓富人只是账面有钱而已,国家利用钱这种东西勾引这些人类精英殚精竭虑的为人民创造财富,但是在紧急关头却直接把钱给废了。

如果你说了不算,钱有什么用?

如果你说了算,钱有什么用?

中国共同富裕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在紧急时刻不按钱来说话,让穷人集合体永远可以说了算。

所谓银行大客户私享蔬菜包,所以奢侈品店大客户特供蔬菜包,所谓高档小区业主特供蔬菜包,也就疫情刚开始几天交通封锁还不严格的时候特供了一下,很快就没了,因为所有蔬菜分发的权力掌握在了公有制政府手里,这个穷人集合体不允许金钱扰乱自己的核心规则。

所以这些所谓特供蔬菜包,昙花一现。 

现在一套房好几亿的汤臣一品,上海最顶级豪宅,业主也要天天抢菜,他们怨气很大,说“如果汤臣一品的住户都沦落到天天在网上抢菜,我不知道尊严在哪里?” 

这话说的就不对了,虽然汤臣一品的住户在天天抢菜,但这并不代表上海的穷人就吃不上菜,甚至吃不上米面了。

富人要抢菜并不代表穷人会过的很差,穷人的生活并不一定要远远差于富人。

在这种特殊极端情况下,中美的核心差异一下子就出来了。

在果蔬供应方面,上海的穷人和富人,几乎毫无区别,你有钱也没用。

疫情真的面照妖镜,连中美最本质的区别都给照出来了。

废掉钱的流通力这种事在欧美是非常被忌讳的,因为直接动摇了整个国家运转的核心根基,在任何情况下穷人和富人都应该是有区别的。

如果物资短缺,穷人理应挨饿,把物资让给能出更多钱的富人。

保障了钱的流通力,才能保障人们对于金钱的追求,才能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

而任何政府都是公有制的产物,包括美国政府也是,因此美国资本特别敌视政府,特别恐惧政府。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资本在任何时候都在千方百计的抹黑政府,哪怕是美国政府一样被抹黑。

无政府主义盛行欧美,如果不是很多公共职能必须由政府来做,实在是取消不了,政府这东西早就被资本消灭了。

所以你会发现美国政府其实是一个残缺的政府,只保留了基本功能,发挥出的力量和美国国力远远不相匹配,因为美国的运转核心并不是政府,而是私有制资本。

既然钱可以解决一切物资分配问题,那要政府干什么?

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敌视和限制政府,这是一个必然结果,但这同时会导致钱的力量过大,贫富差距在和平年代只是一个怨气的问题,在极端情况下那是要出人命的。

但是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中国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

和平年代看起来好像和欧美差不多,但极端情况下差距就立刻出来了。

为什么每次大灾大难的时候,中美的表现差距都非常巨大?

大灾难发生时欧美政府不管,那是因为钱没让他们去管。

大灾难发生时中国政府必须管,那是因为穷人集合体要求他们去管。

至于这次疫情,更加凸出的表现出了中美的差距,也更生动的展现了如果将来碰到了极端情况,富人和穷人在中国的待遇差别。

极端情况降临时,再有钱,你也得和穷人一起抢牛奶,年入5万和年入5亿没有任何区别。

要是再极端,连粮票都能给你整出来,甭管再缺粮都会把粮食按几块钱一斤卖,但按人头分配额度,你出一万也买不到额外的粮食。

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按人头分配权力的公有制国家,私有制只是外表而已。

钱不代表权力,物资才代表权力,和平时期无论中美,物资都是属于普通人民的,但到了极端情况差距就出来了,中国会把钱废掉,强行均分物资,而美国不会这么干。

怎么评价这种制度的好坏?

那完全看你有多少钱了,不同人的评价差距会非常巨大。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B-uW9nt1KT47Hx6_BfzE9g

美前驻苏大使:蓄意促成的乌克兰危机

【编者按】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1929.10.1—)是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见证了美苏关系的重大变局及随后的发展走向。本月14日,就在俄乌战争一触即发之时,92岁的马特洛克在美国美俄协议委员会(ACURA)官网发表长篇文章,题为Today’s Crisis Over Ukraine(今日的乌克兰危机),并在副标题称此为一场“蓄意促成的”(willfully precipitated)危机。文章虽发表在战争爆发前,却准确地预测和分析了战争的必然性以及导致战争的诸多因素,特别对美国长期以来针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深刻而犀利的反思,并透露出一些重大的珍贵史实,值得一读。特予全文编译分享。

美国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1987-1991)
美苏协议委员会官网发表马特洛克文章(官网截图)

副题:

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本可避免的危机。这是一场可以预见的、也确曾被预见的、却又被蓄意促成的危机。但这也是运用常识即可轻易解决的危机。 

我们每天都被告知,乌克兰可能即将发生战争。我们还被告知,俄罗斯军队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随时可能发动袭击。美国公民被建议离开乌克兰,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正在被疏散。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建议民众不要恐慌,并明确表示他不认为俄罗斯即将入侵。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否认他有任何入侵乌克兰的意图。他的要求是停止增加北约新成员的进程,特别是要向俄罗斯保证,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永远不会成为北约成员。拜登总统拒绝提供此类保证,但明确表示愿意继续讨论欧洲战略稳定问题。同时,乌克兰政府已明确表示,它无意执行 2015 年达成的将顿巴斯省重新纳入乌克兰并拥有高度地方自治权的协议——这份与俄罗斯、法国和德国达成的协议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也许我错了,可悲地错了。但我不能否认,我们正在目睹一场被美国媒体精英严重放大且被用以服务于国内政治目的精心策划的闹剧。面对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奥密克戎的肆虐、从阿富汗撤军的指责(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公平的),以及未能获得本党对“重建更好”法案的全力支持,拜登政府在低迷的支持下步履蹒跚,就像它为今年的国会选举做准备一样。既然在国内问题上取得明显的“胜利”似乎越来越不可能,为什么不假装他通过“对抗弗拉基米尔·普京”阻止了对乌克兰的入侵呢?实际上,普京总统的目标似乎很可能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正如他自 2007 年在慕尼黑发表演讲以来所说的那样。简言之,就是:“请至少对我们展示哪怕一点尊重嘛。我们并不威胁你或你的盟友,你们为何拒绝我们的安全却又坚持你们自己的安全?”

1991 年苏联解体时,许多观察家忽略了标志着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迅速发展的事件,认为冷战结束了。他们错了。冷战至少在两年前就结束了。它以谈判结束,符合各方的利益。乔治·H. W.布什总统(以下简称老布什)希望戈尔巴乔夫能够设法将十二个非波罗的海共和国中的大多数保持在一个自愿联邦中。 1991 年 8 月 1 日,他在乌克兰议会(最高议会)发表讲话,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自愿联邦计划,并警告不要“自杀式民族主义”。后一句话意指格鲁吉亚领导人Zviad Gamsakurdia 对苏维埃格鲁吉亚境内少数民族的迫害。出于我将在其他地方解释的原因,这些话也适用于今天的乌克兰。

底线是:并不像美国的“芸芸众生”和大多数俄罗斯公众都普遍认为的那样,美国支持甚至导致了苏联解体。我们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整个独立过程中都予以支持,但也和苏联的态度是一致的:苏联议会的最后一项行动就是将他们的独立要求合法化。顺便说一句,普京尽管经常表达恐惧的声音,但从未威胁要重新吞并波罗的海国家或索要他们的任何领土。尽管他批评了一些剥夺俄罗斯族人全部公民权利的做法,但这也是欧盟承诺强制执行的原则。

但是,让我们回到副标题中的第一个断言…… 

里根总统(左)与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日内瓦峰会上握手,桌子尽头是马特洛克(网络)

危机可以避免吗?

好吧,既然普京总统的主要诉求是保证北约将不再接纳其他成员,特别是乌克兰或格鲁吉亚,那么如果北约在冷战结束后没有扩大联盟,或者如果这一扩张能与在欧洲建立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安全结构相协调,那么显然,当前的危机就没有爆发的基础。

也许我们应该更宏观地看待这个问题。其他国家如何应对其边境附近的外国军事联盟?既然我们在谈论美国的政策,也许我们应该关注一下美国对外界试图与其周边国家建立联盟的反应方式。还记得“门罗宣言”、那个涵盖整个半球势力范围的“门罗主义”吗(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在国会演说中宣称,欧洲列强不得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国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主权相关的事物,否则美国将视其为敌意行为——译注)?

我们当时是认真的。当我们得知凯撒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试图将墨西哥作为盟友时,这成为我们随后对德宣战的重大理由。然后在我有生之年,我们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因为我当年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翻译赫鲁晓夫的一些写给肯尼迪的书信,所以我记忆犹新。

我们究竟是应该从一些国际法原则的角度来看待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事件,还是从一个国家领导人在感到受到威胁时可能采取的行为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件?当时的国际法对古巴使用核导弹有何规定?规定就是:古巴是一个主权国家,有权从它选择的任何地方寻求对其独立的保障。而那时它受到了美国的威胁,美国甚至企图策动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进行入侵。于是古巴请求苏联的支持。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得知美国在土耳其部署了核武器,而土耳其实际上是与苏联接壤的美国盟友,苏联便决定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如果苏联部署的武器与美国针对它部署的武器类似,美国怎么可能合法地反对呢?

显然,这是一个错误。大错特错!(人们不由会想起塔列朗的话……“比犯罪更糟糕……”)国际关系,无论喜欢与否,都不是通过辩论、解释和应用“国际法”的细节来决定的——无论如何这与仅在一国之内实施的国内法律不可相提并论。于是肯尼迪不得不做出反应以消除威胁。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轰炸摧毁导弹。幸而肯尼迪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封堵措施,并要求苏联撤回导弹。

在来回沟通信息的那一周里,我翻译了赫鲁晓夫最长的信息,最终赫鲁晓夫同意从古巴撤回核导弹。当时没有对外宣布的是,肯尼迪也同意从土耳其撤出美国导弹,但前提是这一承诺不得公开。

当然,我们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美国外交官对结果感到高兴。我们甚至没有被告知有关土耳其导弹的协议。我们不知道我们曾如此接近一场核战争。我们知道美国在加勒比地区拥有军事优势,如果美国空军轰炸了这些(有苏联导弹的)地点,我们也会欢呼的。但我们错了。在后来与苏联外交官和军官的会面中,我们了解到,如果这些地点遭到轰炸,现场的军官可能会在没有莫斯科命令的情况下发射导弹。我们会因此失去迈阿密,然后呢?我们也对一艘苏联潜艇差点向阻止其上浮的美军驱逐舰发射一枚装有核武器的鱼雷一无所知。

千钧一发的危机。卷入与拥有核武器国家的军事对抗是相当危险的。你不需要国际法的高级学位来理解这一点。你只需要常识。

这看来是可以预见的。但果真被预见到了吗?

“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战略失误”

我的话和我的声音都不是唯一的。 1997年,当关于增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成员的问题被讨论时,我被传唤到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出席听证。在我的介绍性发言中,我发表了以下声明:“我认为政府在此时将新成员纳入北约的建议是错误的。如果该建议得到参议院批准,很可能会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失误而载入史册。它不仅不能改善美国、其盟国和希望加入联盟的国家的安全,还可能助长一连串事件,这些事件可能对这个国家产生自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威胁。”

我这么说的理由,是俄罗斯联邦存在核武库,其总储量与美国相当,甚至超过美国。我们的任何一个核武库,如果真的用于热战,都具备终结地球文明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导致人类和地球上许多其他生命的灭绝。尽管里根政府和老任布什政府时期美苏达成了一系列军备控制协议,美国和苏联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就进一步削减军备的谈判还是陷入了停滞,甚至从欧洲撤出短程核武器的谈判都未曾进行。

这并不是我建议将俄罗斯包括而不是排除在欧洲安全之外的唯一原因。我在听证会上做如是解释:“增加北约成员国的计划没有考虑到冷战结束后的真实国际形势,而是按照只有在冷战时期才有意义的逻辑进行的。在没有考虑让新成员加入北约之前,欧洲的分裂就结束了。没有人威胁要重新分裂欧洲。因此,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声称有必要让新成员加入北约以避免未来的欧洲分裂是荒谬的。如果北约要成为统一欧洲大陆的主要工具,那么从逻辑上讲,它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扩大到包括所有欧洲国家。但这似乎不是政府的目标,即使是,实现目标的方法也不是零零散散地接纳新成员。”

然后我补充说,“北约扩大的所有声称目标都是值得称赞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在文化上当然是欧洲的一部分,应该保证在欧洲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当然,我们与那里的民主和稳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但加入北约并不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唯一途径。在没有明确和可识别的安全威胁的情况下,这甚至不是最好的方法。”

事实上,逐步扩大北约的决定是对导致冷战结束和东欧解放的美国政策的逆转。老布什总统宣布了一个“完整和自由的欧洲”的目标。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曾谈到“我们共同的欧洲家园”,并欢迎东欧政府的代表摆脱共产党统治者,还下令彻底裁减苏联军队,并解释说,一个国家要想安全,就必须确保其他国家的共同安全。老布什总统还于 1989 年 12 月在马耳他会晤期间向戈尔巴乔夫保证,如果允许东欧国家通过民主进程选择其未来方向,美国将不会“利用”这一进程为自己牟利。(显然,将当时加入华沙条约的国家带入北约就是“牟利”。”)

第二年,戈尔巴乔夫得到保证,尽管没有正式条约,如果苏联允许统一的德国(含原来华沙条约内的东德——译注)留在北约,北约的管辖权就不会向东移动,“一英寸也不会”。

这些承诺是在苏联解体之前向戈尔巴乔夫总统提出的。一旦解体,俄罗斯联邦的人口将不到苏联的一半,军事机构士气低落,充满混乱。如果说,连苏联承认并尊重东欧国家的独立后,北约都没有扩大的理由,那就更没有理由担心俄罗斯联邦是一种威胁。

任性而为?

在乔治·W·布什(以下简称小布什)政府(2001-2009 年)期间,东欧国家继续加入北约,但这并不是唯一引起俄罗斯反对的原因。与此同时,美国开始退出军控条约,这些条约一度缓和了一场非理性和危险的军备竞赛,是结束冷战的基础协议。最重要的是决定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ABM Treaty),该条约是一系列协议的基石条约,曾一度终止核军备竞赛。

在纽约世贸中心和北弗吉尼亚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后,普京总统是第一位致电布什总统并表示支持的外国领导人。他言出必行,促成了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袭击,该政权窝藏了发动袭击的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当时很明显,普京渴望与美国建立安全伙伴关系。瞄准美国的圣战恐怖分子也瞄准了俄罗斯。尽管如此,美国通过入侵伊拉克继续其无视俄罗斯及其盟国利益的做法,这种侵略行为不仅受到俄罗斯的反对,也受到法国和德国的反对。

随着普京总统将俄罗斯从 1990 年代后期发生的破产中拯救出来,稳定了经济,还清了俄罗斯的外债,减少了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甚至开始建立金融储备金以抵御潜在金融风险,但普京对俄罗斯尊严和安全的立场却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侮辱。他在 2007 年在慕尼黑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这些侮辱。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回应说,我们不需要新的冷战。当然这是真诚的,但他、他的上级和他的继任者似乎都没有认真对待普京的警告。然后,参议员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在 2008 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竞选期间向选民承诺,“要与弗拉基米尔·普京抗衡!”好奇怪,在这个世界上,普京到底对他或对美国做了什么?

尽管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初承诺改变政策,但事实上,他的政府继续无视俄罗斯最严重的关切,并进一步强化美国之前的努力,以使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脱离俄罗斯的影响,乃至鼓动俄罗斯自身的“政权更迭”。俄罗斯总统和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认为,美国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的行动是对俄罗斯的间接攻击。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但却是对抗伊斯兰国的唯一有效的堡垒。伊斯兰国运动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后蓬勃发展,并正在蔓延到叙利亚。对叙利亚境内所谓的“民主反对派”的军事援助很快落入与组织 9·11 袭击美国的基地组织结盟的圣战分子手中!但对附近俄罗斯的威胁要大得多,因为许多圣战分子来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苏联地区。叙利亚也是俄罗斯的近邻;有人认为,美国企图将叙利亚政府斩首,客观上加强了美国和俄罗斯的共同敌人。

就乌克兰而言,美国对其国内政治的干预很深——甚至到了似乎在为其挑选总理的地步。实际上,它还支持了 2014 年改变乌克兰政府的非法政变,这一程序通常被认为不符合法治或民主治理。乌克兰仍在酝酿的暴力事件始于“亲西方”的西部,而不是顿巴斯。顿巴斯的冲突被视为是当地政府对俄罗斯族乌克兰人施暴的反应。

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他的言辞变得更加个性化,加入了美国和英国媒体诋毁俄罗斯总统的日益高涨的大合唱。奥巴马谈到对俄罗斯人的经济制裁是因为普京在乌克兰的“不当行为”而使他“付出了代价”,但他很容易忘记普京的行动在俄罗斯很受欢迎,而且奥巴马自己的前任则可能被确切地指控为战犯。奥巴马随后开始对整个俄罗斯国家进行侮辱,并毫无依据地提出诸如“俄罗斯造不出任何人想要的东西”之类的指控,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我们可以让美国宇航员进入国际空间站的唯一方法是使用俄罗斯火箭。奥巴马的政府也正在尽最大努力阻止伊朗和土耳其购买俄罗斯的防空导弹。

我相信有些人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里根称苏联为邪恶帝国,但随后通过谈判结束了冷战。”没错!里根谴责旧的苏联帝国——并随后称赞戈尔巴乔夫改变了它——但他从未公开谴责过苏联领导人。他以个人的尊重和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甚至请外交部长格罗米科参加通常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保留的正式晚宴。他在私人会议上的第一句话通常是这样的:“我们将世界的和平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必须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这样世界才能和平相处。”

在唐纳德·特朗普任职的四年里,情况变得更糟。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特朗普被指控是通俄骗子。(为证清白)他更加积极地通过了一系列反俄措施,一方面又奉承普京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美国在奥巴马任期的最后几天开始的对外交官的互斥驱逐,在一个严峻的恶性循环中持续进行,导致使领馆外交人员严重不足,以至于几个月来美国在莫斯科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为俄罗斯人签发访美签证。

与最近的许多其他事态发展一样,外交使团的相互扼杀扭转了冷战后期美国外交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当时我们努力成功地打开了苏联的封闭社会,拉倒了隔开“东”“西”的铁幕。我们成功了,在一位苏联领导人的合作下,他明白他的国家迫切需要加入世界。

好吧,我相信今天的危机是“蓄意促成的”。但如果是这样,我怎么能说它可以凭借常识轻松解决?

应用常识便可轻松解决?

简短的回答是因为它可以。普京总统的要求是非常合理的,即结束北约扩张并在欧洲建立一个确保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安全的安全框架。他没有要求任何北约成员退出,也没有威胁任何人。按照任何务实的常识标准,促进和平而不是营造冲突符合美国的利益。试图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的影响——那些鼓动“颜色革命”的人所公开的目标——是愚蠢的,也是危险的。我们这么快就忘记了古巴导弹危机的教训吗?

现在,说批准普京的要求符合美国的客观利益,并不意味着这很容易做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人都形成了这样一种恐俄立场(一个需要另作研究的议题),以至于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才能驾驭危险的政治水域并取得理性的结果。

拜登总统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将不会用自己的军队进行干预。那么,为什么要将这些军队派驻到东欧呢?只是为了向国会的鹰派表明他的强硬立场?派驻东欧干什么呢?除了逃离叙利亚、阿富汗和非洲大草原干旱地区的难民潮之外,没有人威胁波兰或保加利亚。那么第82空降师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呢?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也许这只是一个昂贵的游戏。也许拜登和普京政府随后的谈判会找到解决俄罗斯担忧的方法。如果是这样,也许这个游戏就达到了它的目的。也许那时我们的国会议员将开始处理我们在家中日益严重的问题,而不是让它们变得更糟。

人是可以有梦想的,不是吗?

微信文章原文

原文链接:
https://usrussiaaccord.org/acura-viewpoint-jack-f-matlock-jr-todays-crisis-over-ukraine/

英文原文全文:

ACURA ViewPoint Jack F. Matlock, Jr.: Today’s Crisis Over Ukraine

ACURA VIEWPOINTFebruary 14, 2022

Today we face an avoidable crisis that was predictable, actually predicted, willfully precipitated, but easily resolv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common sense.

We are being told each day that war may be imminent in Ukraine. Russian troops, we are told, are massing at Ukraine’s borders and could attack at any time. American citizens are being advised to leave Ukraine and dependents of the American Embassy staff are being evacuated. Meanwhile, the Ukrainian president has advised against panic and made clear that he does not consider a Russian invasion imminent. Vladimir Putin, the Russian president, has denied that he has any intention of invading Ukraine. His demand is that the process of adding new members to NATO cease and that in particular, Russia has assurance that Ukraine and Georgia will never be members. President Biden has refused to give such assurance but made clear his willingness to continue discussing questions of strategic stability in Europe. Meanwhile, the Ukrainian government has made clear it has no intention of implementing the agreement reached in 2015 for reuniting the Donbas provinces into Ukraine with a large degree of local autonomy—an agreement with Russia, France and Germany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endorsed.

Maybe I am wrong—tragically wrong—but I cannot dismiss the suspicion that we are witnessing an elaborate charade, grossly magnified by prominent elements of the American media, to serve a domestic political end. Facing rising inflation, the ravages of Omicron, blame (for the most part unfair) for the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plus the failure to get the full support of his own party for the Build Back Better legislati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staggering under sagging approval ratings just as it gears up for this year’s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Since clear “victories” on the domestic woes seem increasingly unlikely, why not fabricate one by posing as if he prevented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by “standing up to Vladimir Putin”?  Actually, it seems most likely that President Putin’s goals are what he says they are—and as he has been saying since his speech in Munich in 2007. To simplify and paraphrase, I would sum them up as: “Treat us with at least a modicum of respect. We do not threaten you or your allies, why do you refuse us the security you insist for yourself?”

In 1991, when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many observers, ignoring the rapidly unfolding events that marked the end of the 1980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considered th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y were wrong. The Cold War had ended at least two years earlier. It ended by negotiation and was in the interest of all the parties. President George H.W. Bush hoped that Gorbachev would manage to keep most of the twelve non-Baltic republics in a voluntary federation. On August 1, 1991, he made a speech to the Ukrainian parliament (the Verkhovna Rada) in which he endorsed Gorbachev’s plans for a voluntary federation and warned against “suicidal nationalism.” The latter phrase was inspired by Georgian leader Zviad Gamsakurdia’s attacks on minorities in Soviet Georgia. For reasons I will explain elsewhere, they apply to Ukraine today. Bottom line: Despite the prevalent belief, both among the “blob”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f the Russian public,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support, much less cause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We supported throughout the independence of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and one of the last acts of the Soviet parliament was to legalize their claim to independence. And—by the way—despite frequently voiced fears—Vladimir Putin has never threatened to re-absorb the Baltic countries or to claim any of their territories, though he has criticized some that denied ethnic Russians the full rights of citizenship, a principle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is pledged to enforce.

But, let’s move on to the first of the assertions in the subtitle…

Was the crisis avoidable?

Well, since President Putin’s major demand is an assurance that NATO will take no further members, and specifically not Ukraine or Georgia, obviously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basis for the present crisis if there had been no expansion of the alliance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or if the expansion had occurred in harmony with building a security structure in Europe that included Russia.

Maybe we should look at this question more broadly. How do other countries respond to alien military alliances near their borders?  Since we are talking about American policy, maybe we should pay some attention to the way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acted to attempts of outsiders to establish alliances with countries nearby. Anybody remember the Monroe Doctrine, a declaration of a sphere of influence that comprised an entire hemisphere? And we meant it! When we learned that Kaiser’s Germany was attempting to enlist Mexico as an all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that was a powerful incentive for the subsequent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Germany. Then, of course, in my lifetime, we ha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something I remember vividly since I was at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Moscow and translated some of Khrushchev’s messages to Kennedy.

Should we look at events lik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ome of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or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likely behavior of a country’s leaders if they feel threatened? What did international law at that time say about the employment of nuclear missiles in Cuba? Cuba was a sovereign state and had the right to seek support for its independence from anywhere it chose. It had been threate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even an attempt to invade, using anti-Castro Cubans. It asked the Soviet Union for support. Know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d deployed nuclear weapons in Turkey, a U.S. ally actually bordering on the Soviet Union, Nikita Khrushchev, the Soviet leader, decided to station nuclear missiles in Cuba. How could the U.S. legitimately object if the Soviet Union was deploying weapons similar to those deployed against it?

Obviously, it was a mistake. A big mistake! (One is reminded of Talleyrand’s remark..”Worse than a crim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ke it or not, are not determined by debating, interpreting and applying the finer points of “international law”—which in any case is not the same as municipal law, the law within countries. Kennedy had to react to remove the threat. The Joint Chiefs recommended taking out the missiles by bombing. Fortunately, Kennedy stopped short of that, declared a blockade and demanded the removal of the missiles.

At the end of the week of messages back and forth—I translated Khrushchev’s longest—it was agreed that Khrushchev would remove the nuclear missiles from Cuba. What was not announced was that Kennedy also agreed that he would remove the U.S. missiles from Turkey but that this commitment must not be made public.

We American diplomats in Embassy Moscow were delighted at the outcome, of course. We were not even informed of the agreement regarding missiles in Turkey. We had no idea that we had come close to a nuclear exchange. We knew the U.S. had military superiority in the Caribbean and we would have cheered if the U.S. Air Force had bombed the sites. We were wrong. In later meetings with Soviet diplomats and military officers, we learned that, if the sites had been bombed, the officers on the spot could have launched the missiles without orders from Moscow. We could have lost Miami, and then what? We also did not know that a Soviet submarine came close to launching a nuclear-armed torpedo against the destroyer that was preventing its coming up for air.

It was a close call. It is quite dangerous to get involved in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with countries with nuclear weapons. You don’t need an advanced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law to understand that. You need only common sense.

OK—It was predictable. Was it predicted?

“The most profound strategic blunder made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My words, and my voice was not the only one. In 1997, when the question of adding more members to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I was asked to testif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In my introductory remarks, I mad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 consider the Administration’s recommendation to take new members into NATO at this time misguided. If it should be approv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it may well go down in history as the most profound strategic blunder made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Far from improving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lies, and the nations that wish to enter the Alliance, it could well encourage a chain of events that could produce the most serious security threat to this nation since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The reason I cited was the presence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f a nuclear arsenal that, in overall effectiveness, matched if not exceeded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Either of our arsenals, if actually used in a hot war, was capable of ending the possibility of civilization on earth, possibly even causing the extinction of the human race and much other life on the planet. 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had, as a result of arms control agreements concluded by the Reagan and first Bush administrations, negotiations for further reductions stalled during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There was not even an effort to negotiate the removal of short-range nuclear weapons from Europe.

That was not the only reason I cited for including rather than excluding Russia from European security. I explained as follows: “The plan to increase the membership of NATO fails to take account of the real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proceeds in accord with a logic that made sense only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division of Europe ended before there was any thought of taking new members into NATO. No one is threatening to re-divide Europe. It is therefore absurd to claim, as some hav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new members into NATO to avoid a future division of Europe; if NATO is to be the principal instrument for unifying the continent, then logically the only way it can do so is by expanding to include all European countries. But that does not appear to be the aim of the Administration, and even if it is, the way to reach it is not by admitting new members piecemeal.”

Then I added, “All of the purported goals of NATO enlargement are laudable. Of course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re culturally part of Europe and should be guaranteed a place in European institutions. Of course we have a stak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and stable economies there. But membership in NATO is not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these ends. It is not even the best way in the absence of a clear and identifiable security threat.”

In fact, the decision to expand NATO piecemeal was a reversal of American policies that produce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liberation of Eastern Europe. President George H.W. Bush had proclaimed a goal of a “Europe whole and free.” Soviet President Gorbachev had spoken of “our common European home,” had welcomed representatives of East European governments who threw off their Communist rulers and had ordered radical reductions in Soviet military forces by explaining that for one country to be secure, there must be security for all. The first President Bush also assured Gorbachev during their meeting on Malta in December, 1989, that if the countries of Eastern Europe were allowed to choose their future orientation by democratic processes,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take advantage” of that process. (Obviously, bringing countries into NATO that were then in the Warsaw Pact would be “taking advantage.”) The following year, Gorbachev was assured, though not in a formal treaty, that if a unified Germany was allowed to remain in NATO, there would be no movement of NATO jurisdiction to the east, “not one inch.”

These comments were made to President Gorbachev before the Soviet Union broke up. Once it di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ad less than half the popul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a military establishment demoralized and in total disarray. While there was no reason to enlarge NATO after the Soviet Union recognized and respect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there was even less reason to fea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s a threat.

Willfully precipitated?

Adding countries in Eastern Europe to NATO continued during the George W. Bush administration (2001-2009) but that was not the only thing that stimulated Russian obje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withdrawing from the arms control treaties that had tempered, for a time, an irrational and dangerous arms race and were the foundation agreements for ending the Cold War. The most significant was the decision to withdraw from 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ABM Treaty) which had been the cornerstone treaty for the series of agreements that halted for a time the nuclear arms race. After the terrorist attacks on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n New York and the Pentagon in Northern Virginia, President Putin was the first foreign leader to call President Bush and offer support. He was as good as his word by facilitating the attack on the Taliban regime in Afghanistan, which had harbored Osama ben Laden, the Al Qaeda leader who had inspired the attacks. It was clear at that time that Putin aspired to a security partner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jihadist terrorists who were targeting the United States were also targeting Russia. Nevertheless, the U.S. continued its course of ignoring Russian–and also allied–interests by invading Iraq, an act of aggression which was opposed not only by Russia, but also by France and Germany.

As President Putin pulled Russia out of the bankruptcy that took place in the late 1990s, stabilized the economy, paid off Russia’s foreign debts, reduced the activity of organized crime, and even began building a financial nest egg to weather future financial storms, he was subjected to what he perceived as one insult after another to his perception of Russia’s dignity and security. He enumerated them in a speech in Munich in 2007. U.S. 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Gates responded that we didn’t need a new Cold War. Quite true, of course, but neither he, nor his superiors, nor his successors seemed to take Putin’s warning seriously. Then Senator Joseph Biden, during his candidacy fo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2008, pledged to “stand up to Vladimir Putin!” Huh? What in the world had Putin done to him or to the United States?

Although President Barack Obama initially promised policy changes, in fact his government continued to ignore the most serious Russian concerns and redoubled earlier American efforts to detach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from Russian influence and, indeed, to encourage “regime change” in Russia itself. American actions in Syria and Ukraine were seen by the Russian president, and most Russians, as indirect attacks on them.

President Assad of Syria was a brutal dictator but the only effective bulwark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 a movement that had blossomed in Iraq following the U.S. invasion and was spreading into Syria. Military aid to a supposed “democratic opposition” quickly fell into the hands of jihadists allied with the very Al Qaeda that had organized the 9/11 attacks on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threat to nearby Russia was much greater since many of the jihadists hailed from area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cluding Russia itself. Syria is also Russia’s close neighbor; the U.S. was seen strengthening enemies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with its misguided attempt to decapitate the Syrian government.

So far as Ukraine is concerned, U.S. intrusion into its domestic politics was deep—to the point of seeming to select a prime minister. It also, in effect, supported an illegal coup d’etat that changed the Ukrainian government in 2014, a procedure not normally considered consistent with the rule of law 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The violence that still simmers in Ukraine started in the “pro-Western” west, not in the Donbas where it was a reaction to what was viewed as the threat of violence against Ukrainians who are ethnic Russian.

During President Obama’s second term, his rhetoric became more personal, joining a rising chorus in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media vilifying the Russian president. Obama spoke of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ns as “costing” Putin for his “misbehavior” in Ukraine, conveniently forgetting that Putin’s action had been popular in Russia and that Obama’s own predecessor could be credibly accused of being a war criminal. Obama then began to hurl insults at the Russian nation as a whole, with allegations like “Russia makes nothing anybody wants,” conveniently ignoring the fact that the only way we could get American astronauts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at that time was with Russian rockets and that his government was trying its best to prevent Iran and Turkey from buying Russian anti-aircraft missiles.

I am sure some will say, “What’s the big deal? Reagan called the Soviet Union an evil empire, but then negotiated an end of the Cold War.”  Right! Reagan condemned the Soviet empire of old—and subsequently gave Gorbachev credit for changing it—but he never publicly castigated the Soviet leaders personally. He treated them with personal respect, and as equals, even treating Foreign Minister Gromyko to formal dinners usually reserved for chiefs of state or government. His first words in private meetings was usually something like, “We hold the peace of the world in our hands. We must act responsibly so the world can live in peace.”

Things got worse during the four years of Donald Trump’s tenure. Accused, without evidence, of being a Russian dupe, Trump made sure he embraced every anti-Russian measure that came along, while at the same time flattered Putin as a great leader. Reciprocal expulsions of diplomats, star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nal days of Obama’s tenure continued in a grim vicious circle that has resulted in a diplomatic presence so emaciated that for months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have enough staff in Moscow to issue visas for Russians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As so many of the other recent developments, the mutual strangulation of diplomatic missions reverses one of the proudest achievements of American diplomacy in latter Cold War years when we worked diligently and successfully to open up the closed society of the Soviet Union, to bring down the iron curtain that separated “East” and “West.” We succeeded,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a Soviet leader who understood that his country desperately needed to join the world.

All right, I rest my case that today’s crisis was “willfully precipitated.” But if that is so, how can I say that it can be…

Easily resolv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common sense?

The short answer is because it can be. What President Putin is demanding, an end to NATO expansion and creation of a security structure in Europe that insures Russia’s security along with that of others is eminently reasonable. He is not demanding the exit of any NATO member and he is threatening none. By any pragmatic, common sense standard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mote peace, not conflict. To try to detach Ukraine from Russian influence—the avowed aim of those who agitated for the “color revolutions”—was a fool’s errand, and a dangerous one. Have we so soon forgotten the lesson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ow, to say that approving Putin’s demands is in the objectiv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mean that it will be easy to do. The leaders of both the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parties have developed such a Russophobic stance (a story requiring a separate study) that it will take great political skill to navigate the treacherous political waters and achieve a rational outcome.

President Biden has made it cl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intervene with its own troops if Russia invades Ukraine. So why move them into Eastern Europe? Just to show hawks in Congress that he is standing firm? For what? Nobody is threatening Poland or Bulgaria except waves of refugees fleeing Syria, Afghanistan and the desiccated areas of the African savannah. So what is the 82nd Airborne supposed to do?

Well, as I have suggested earlier, maybe this is just an expensive charade. Maybe the subsequent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Biden and Putin governments will find a way to meet the Russian concerns. If so, maybe the charade will have served its purpose. And maybe then our members of congress will start dealing with the growing problems we have at home instead of making them worse.

One can dream, can’t one?

Jack F. Matlock served as US ambassador to the USSR (1987-1991).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 of ACURA, he writes from Singer Island, Florida.

推动职业教育更有“国际范”

日前,东北三省一区“一带一路”职业教育联盟成立,将打破地域隔阂,促进职业教育的交流合作,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为技能人才培养探索新路。

  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上水平的重要基础。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正处于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关键期,加快发展中国特色、高水平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教育服务振兴发展能力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对职业教育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职业教育迎来发展春天。去年,教育部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其中设置了247个高职本科专业,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被打破。但相比普通学历教育,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总体还不高,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仍是短板,国际交流合作规模需进一步提高。推动职业教育更有“国际范”,要以开放合作的姿态提升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让更多人向高技能人才转变,推动我国技术进步和现代化强国建设。

  加快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要重点满足“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我国合作日益密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希望通过职业教育合作,推动技能人才培养,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因而,如何培养和输送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加快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搭建高层次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机构交流合作,探索实施“一带一路”技能人才订单式培养。

  加快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要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原则。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上主要以实践技能为主,缺乏语言能力及跨文化能力的培养,难以适应企业“走出去”需要。弥补职业教育“国际化”短板,就要加快探索国际合作办学的路径,在专业建设、师资队伍等方面加快国际合作,实现技能人才跨文化能力培养。同时,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加快人才培养标准与国际接轨,积极开发国际通用的课程体系,探索境外办学、线上教学,把职业教育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加快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更要瞄准全球技术变革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方向。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对东北地区而言,传统的技能人才培养已难以满足新时代的发展需求,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职业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上加快“升级换代”,由普通技能人才培养向技能型创新人才培养转变,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吴 浩)

原文: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201/26/t20220126_37288340.shtml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序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

  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

  一、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党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发动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推进并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国民革命军建立,领导全国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掀起大革命高潮。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叛变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由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强大的敌人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从残酷的现实中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党领导举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起义,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事实证明,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党迫切需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毛泽东同志领导军民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随着斗争发展,党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党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开展了群众革命斗争。然而,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转战到陕北。“左”倾路线的错误给革命根据地和白区革命力量造成极大损失。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抗日战争时期,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七七事变后,党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领导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英勇作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直到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的全面内战,党领导广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打赢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向中南、西北、西南胜利进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八百万军队,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人民支持下,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同穷凶极恶的敌人进行殊死斗争,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历史功勋。

  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在革命斗争中,党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党的七大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

  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党领导人民,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合作下,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也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实践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战胜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一系列严峻挑战,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完全统一;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完成土地改革,进行社会各方面民主改革,实行男女权利平等,镇压反革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并肩战斗,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强敌,打出了国威军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

  党领导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国家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五三年,党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四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党领导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证。党领导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各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广泛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党提出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不断取得突破,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人民解放军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确立中国大国地位、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提供了坚强后盾。

  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正义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党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战略,推动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推动形成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党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作出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庄严承诺,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尊重和赞誉。

  党充分预见到在全国执政面临的新挑战,早在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向全党提出,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党加强干部理论学习和知识培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增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自觉性。党开展整风整党,加强党内教育,整顿基层党组织,提高党员条件,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浪费。党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坚决惩治腐败。这些重要举措,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和全党的团结,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积累了执政党建设的初步经验。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尊重价值规律,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三、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策。四十多年来,党始终不渝坚持这次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党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提出小康社会目标。党在各方面工作中恢复并制定一系列正确政策,调整国民经济。党领导全面开展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拨乱反正,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社会关系。党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党深刻认识到,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党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从我国发展新要求出发,一以贯之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并召开多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部署改革发展稳定重大工作。我国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突破,逐步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全面铺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党坚决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体制改革,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党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从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开发开放浦东、推动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为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人才强国等重大战略,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鼓励和支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制定新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尊重和保障人权,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取消农业税,不断推进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党提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

  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党毫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从容应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系列风险考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由于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党领导人民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经济风险,成功举办二〇〇八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战胜长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严重洪涝、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战胜非典疫情,彰显了党抵御风险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党把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历史重任,为此进行不懈努力。邓小平同志创造性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科学构想,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新途径。经过艰巨工作和斗争,我国政府相继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洗雪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中央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党把握解决台湾问题大局,确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协商谈判,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开启两岸政党交流。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坚决遏制“台独”势力、促进祖国统一,有力挫败各种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图谋。

  党科学判断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党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调整同主要大国的关系,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深化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新格局。党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

  党始终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健全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有计划有步骤进行整党,着力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问题;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大力选拔中青年干部,促进干部队伍新老交替。党围绕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先后就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组织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集中性学习教育。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党中央隆重举行庆祝大会,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总结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强调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发出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这些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深化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重大成就,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党清醒认识到,外部环境变化带来许多新的风险挑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一)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

  改革开放以后,党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行持续努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特别是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不力,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口是心非、擅自行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提出,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全党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确保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党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中央出台中央政治局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等,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党中央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胸怀“国之大者”,对党忠诚、听党指挥、为党尽责。党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强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职能作用,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强化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查处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清除“两面人”,保证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

  (二)在全面从严治党上

  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同时,由于一度出现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存在。特别是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贪腐程度触目惊心。这“七个有之”问题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不满和义愤。习近平同志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坚持严的主基调,突出抓住“关键少数”,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党中央召开各领域党建工作会议作出有力部署,推动党的建设全面进步。

  党中央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抓起。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破题,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从领导干部抓起,以上率下改进工作作风。中央政治局每年召开民主生活会,听取贯彻执行八项规定情况汇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中央发扬钉钉子精神,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狠刹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推进基层减负,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党历来强调,全党必须做到理想信念坚定、组织体系严密、纪律规矩严明。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党中央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共产党人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专题教育、“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党提出和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明确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突出政治素质要求、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坚持不唯票、不唯分、不唯生产总值、不唯年龄,不搞“海推”、“海选”,强化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珍惜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时刻想着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造福。党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党不断健全组织体系,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党坚持纪严于法、执纪执法贯通,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严起来。党坚持依规治党,严格遵守党章,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严格制度执行,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明显提高。

  党中央强调,腐败是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四亿人民,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依纪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党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坚决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深入开展国际追逃追赃,清除一切腐败分子。党聚焦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查处周永康、薄熙来、孙政才、令计划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党领导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动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构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格局,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坚决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三)在经济建设上

  改革开放以后,党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领导人民埋头苦干,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国家经济实力大幅跃升。同时,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片面追求速度规模、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影响,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断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党中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党中央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党加强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集中对我国发展作出部署,作出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等重大决策。党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支持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党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要求,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保障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维护市场秩序,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活力,保护广大劳动者和消费者权益。党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党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推动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四)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革开放走过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实践发展,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日益显现,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突出制度建设,注重改革关联性和耦合性,真枪真刀推进改革,有效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部署,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

  党坚持改革正确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突出问题导向,聚焦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激发人民首创精神,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走实走深。党推动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我国发展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我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一大批关系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合作项目,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使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我国坚持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五)在政治建设上

  改革开放以后,党领导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取得重大进展。党从国内外政治发展成败得失中深刻认识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照抄照搬他国政治制度行不通,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必须警惕和防范西方所谓“宪政”、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蚀影响。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眼于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总体擘画,重点部署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党中央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党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果断查处拉票贿选案,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权威和尊严,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党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民主党派中央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督、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等制度,加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形成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党坚持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完善办事公开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按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原则,全面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和国家机构职能实现系统性、整体性重构。党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党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党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党围绕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推动群团工作改革创新,更好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作用。我们以保障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推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

  (六)在全面依法治国上

  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同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等问题严重存在,司法腐败时有发生,一些执法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甚至充当犯罪分子的保护伞,严重损害法治权威,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党深刻认识到,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依法依规行使可以造福人民,违法违规行使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党中央强调,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增强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和能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全面依法治国问题,就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作出顶层设计和重大部署,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

  党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党领导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确立宪法宣誓制度,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提高国家机构依法履职能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增强全社会法治意识。通过宪法修正案,制定民法典、外商投资法、国家安全法、监察法等法律,修改立法法、国防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加快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领导深化以司法责任制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对执法司法活动的监督制约,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依法纠正冤错案件,严厉惩治执法司法腐败,确保执法司法公正廉洁高效权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党运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

  (七)在文化建设上

  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一些领导干部政治立场模糊、缺乏斗争精神,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党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党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立破并举、激浊扬清,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敢抓敢管、敢于斗争,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党从正本清源入手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分别召开文艺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就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廓清了理论是非,校正了工作导向,思想文化领域向上向好态势不断发展。推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党中央明确提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党高度重视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健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坚持依法管网治网,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党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设立烈士纪念日,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推动学习大国建设。党推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建成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等活动,有力彰显党心民心、国威军威,在全社会唱响了主旋律、弘扬了正能量。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展,繁荣文艺创作,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人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党中央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我们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明显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八)在社会建设上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治理明显改进。同时,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党中央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补齐民生保障短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社会建设的紧迫任务。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党深刻认识到,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只有打赢脱贫攻坚战,才能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以更大决心、更精准思路、更有力措施,采取超常举措,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党坚持精准扶贫,确立不愁吃、不愁穿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工作目标,实行“军令状”式责任制,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上下同心、尽锐出战,攻克坚中之坚、解决难中之难,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形成伟大脱贫攻坚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十二万八千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二〇三〇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二〇二〇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果断决策、沉着应对,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周密部署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举全国之力实施规模空前的生命大救援,慎终如始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全球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铸就了伟大抗疫精神。

  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党按照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思路,在收入分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努力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明确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全面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积极发展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十亿二千万人拥有基本养老保险,十三亿六千万人拥有基本医疗保险。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引导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及时推动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健全遍及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快体育强国建设,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调整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加快发展残疾人事业。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大保障房建设投入力度,城乡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

  党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加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信访制度,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惩治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甚至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防范和打击暴力恐怖、新型网络犯罪、跨国犯罪。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建设全面加强,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九)在生态文明建设上

  改革开放以后,党日益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仍然是一个明显短板,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各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呈高发态势,成为国土之伤、民生之痛。如果不抓紧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必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党中央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党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党组织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生态补偿制度、河湖长制、林长制、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等制度,制定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强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及海岸带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党领导着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禁止进口“洋垃圾”。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坚决查处一批破坏生态环境的重大典型案件、解决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作出力争二〇三〇年前实现碳达峰、二〇六〇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不断提高,国防实力日益增强,为国家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可靠安全保障。党中央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

  党提出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确立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制定到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建设强大人民军队,首要的是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人民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有一个时期,人民军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突出,如果不彻底解决,不仅影响战斗力,而且事关党指挥枪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狠抓全面从严治军,果断决策整肃人民军队政治纲纪,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新时代政治建军作出部署,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全面加强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深入推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查处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并彻底肃清其流毒影响,推动人民军队政治生态根本好转。

  党提出改革强军战略,领导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重构人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政策制度,裁减现役员额三十万,形成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我们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后勤,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实施人才强军战略,确立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明确军队好干部标准,推动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

  党提出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创新军事战略指导,调整优化军事战略布局,强化人民军队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战略功能。人民军队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根本指向,壮大战略力量和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和能力建设,大力纠治“和平积弊”,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有效应对外部军事挑衅,震慑“台独”分裂行径,遂行边防斗争、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抗击疫情、维和护航、人道主义救援和国际军事合作等重大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重整行装再出发,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建立健全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国防动员更加高效,军政军民团结更加巩固。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十一)在维护国家安全上

  改革开放以后,党高度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安全环境。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外部压力前所未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同形势任务要求相比,我国维护国家安全能力不足,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维护国家安全的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党中央强调,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

  习近平同志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诸多领域,要求全党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落实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的领导责任和工作责任。党中央深刻认识到,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必须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一味退让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为屈辱的境况。

  党着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和政策体系,建立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党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注重防范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风险,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和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顶住和反击外部极端打压遏制,开展涉港、涉台、涉疆、涉藏、涉海等斗争,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

  (十二)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同时,一个时期,受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党中央强调,必须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

  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制度机制的重大决策,推动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支持特别行政区完善公职人员宣誓制度。中央人民政府依法设立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坚定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严厉打击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全面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强港澳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这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党把握两岸关系时代变化,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推动两岸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习近平同志就对台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张,形成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我们推动实现一九四九年以来两岸领导人首次会晤、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沟通。党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出台一系列惠及广大台胞的政策,加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二〇一六年以来,台湾当局加紧进行“台独”分裂活动,致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势头受到严重冲击。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祖国完全统一的时和势始终在我们这一边。

  实践证明,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伟大祖国的坚强支撑,有全国各族人民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的同心协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一定能够保持,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十三)在外交工作上

  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进入新时代,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党中央强调,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加强对外工作顶层设计,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战略谋划,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

  党把握新时代外交工作大局,紧扣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我们运筹大国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周边战略依托,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整体合作机制实现全覆盖。党同世界上五百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深化政党交流合作。适应“走出去”日益扩大的新形势,不断完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有力应对了一系列海外利益风险挑战。

  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国建设性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在气候变化、减贫、反恐、网络安全和维护地区安全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我国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发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向众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资援助、医疗支持、疫苗援助和合作,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

  经过持续努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我国外交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五、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

  一百年来,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一)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压迫,被西方列强辱为“东亚病夫”。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十四亿多人口实现全面小康,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

  (二)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近代以后,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不断进取,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从被动挨打、饱受欺凌到独立自主、坚定自信,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三)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同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要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极为艰巨、极具挑战性的努力。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四)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和人民事业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五)党的百年奋斗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名党员,今天已成为拥有九千五百多万名党员、领导着十四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一百年来,党坚持性质宗旨,坚持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在生死斗争和艰苦奋斗中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付出巨大牺牲,锤炼出鲜明政治品格,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正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逆转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六、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

  (二)坚持人民至上。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就永远不会得逞。

  (三)坚持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只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四)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党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坚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信邪、不怕压,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五)坚持中国道路。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党和人民就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只要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六)坚持胸怀天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只要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永远不称霸,就一定能够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

  (七)坚持开拓创新。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艰难险阻,越需要艰苦奋斗,越需要开拓创新。党领导人民披荆斩棘、上下求索、奋力开拓、锐意进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敢为天下先,走出了前人没有走出的路,任何艰难险阻都没能阻挡住党和人民前进的步伐。只要我们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要求,勇于推进改革,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八)坚持敢于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党总是绝不畏惧、绝不退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只要我们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凝聚起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九)坚持统一战线。团结就是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党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只要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十)坚持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只要我们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就一定能够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以上十个方面,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七、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一定要继续考出好成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全党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从伟大胜利中激发奋进力量,从弯路挫折中吸取历史教训,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全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勇敢面对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坚决战胜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必须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做到难不住、压不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用党的理想信念凝聚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人,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激励人,培养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要源源不断培养选拔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特别是优秀年轻干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树立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追求崇高的思想境界、增强过硬的担当本领。要源源不断把各方面先进分子特别是优秀青年吸收到党内来,教育引导青年党员永远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赓续党的红色血脉,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在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要源源不断培养造就爱国奉献、勇于创新的优秀人才,真心爱才、悉心育才、精心用才,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

  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坚信,在过去一百年赢得了伟大胜利和荣光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原文:http://www.news.cn/2021-11/16/c_1128069706.htm

关于《中共百年奋斗决议》的说明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

习近平

  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我就《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全会作说明。

  一、关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议题的考虑

  我们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关头,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致,增强了全党团结,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条件,有力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发展。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前党的历史,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了评价,特别是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左”右两方面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思想,对推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在,距离第一个历史决议制定已经过去了76年,距离第二个历史决议制定也过去了40年。40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大大向前发展了,党的理论和实践也大大向前发展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既有客观需要,也具备主观条件。

  党中央认为,在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党中央认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需要研究的问题多。总的是要按照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的要求,把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好,把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好,把党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好,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进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好。具体来说,就是要深入研究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全面总结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进程、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伟大历史功绩;深入研究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深入研究党不断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百年历程,深刻领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和政治优势;深入研究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百年历程,深刻认识党同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更好为人民谋幸福、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深入研究党加强自身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百年历程,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深入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增强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力量。

  党中央认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

  对这次全会决议起草,党中央明确要求着重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聚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我们党已先后制定了两个历史决议。从建党到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历史上的重大是非问题,这两个历史决议基本都解决了,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党的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总体上讲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顺利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基于此,这次全会决议要把着力点放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上,以推动全党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

  第二,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这次全会决议重点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主要考虑是,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的历史,前两个历史决议已经作过系统总结;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成就和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三十周年时党中央都进行了认真总结,我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也作了系统总结。因此,对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历史时期,这次全会决议要在已有总结和结论的基础上进行概述。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有利于引导全党进一步坚定信心,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第三,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注重同党中央已有结论相衔接。关于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前两个历史决议、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都有过大量论述,都郑重作过结论。这次全会决议坚持这些基本论述和结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大会特别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等重要会议上,对党的历史都作过总结和论述,体现了党中央对党的百年奋斗的新认识。这次全会决议要体现这些新认识。

  二、决议稿起草过程

  今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成立文件起草组,由我担任组长,王沪宁、赵乐际同志担任副组长,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及有关中央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参加,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承担文件起草工作。

  4月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

  从反馈意见看,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一致认为,党中央决定通过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郑重的历史性、战略性决策,充分体现党牢记初心使命、永葆生机活力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充分体现党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和使命担当,充分体现党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注重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一致赞成这次全会着重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并就决议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普遍认为,一百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持续奋斗,创造了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奇迹,彻底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生动谱写了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壮丽篇章,成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不朽功业,为促进人类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一伟大征程中,党和人民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宝贵历史经验。这些都值得系统总结。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建议,这次全会在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点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及新鲜经验。

  按照党中央部署,文件起草组认真学习党的重要历史文献,充分吸纳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深入研究重大问题,认真开展决议稿起草工作。

  9月6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决议征求意见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包括征求党内部分老同志意见,还专门听取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意见。

  从反馈意见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议征求意见稿给予充分肯定,一致赞成决议稿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一致认为,决议稿最鲜明的特点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反映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符合历史事实;决议稿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论述和评价,同党的历史文献既有论述和结论相衔接,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党的历史的新认识。决议稿总结概括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全面、深刻、系统反映了党对中国、对人类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总结概括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贯通历史、现在、未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普遍认为,决议稿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同党的前两个历史决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必将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争取更大荣光。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文件起草组逐条分析这些意见和建议,做到能吸收的尽量吸收。经反复研究推敲,对决议稿作出547处修改,充分反映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意见和建议。

  在决议稿起草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3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召开2次会议进行审议,形成了提交这次全会审议的决议稿。

  三、决议稿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决议稿除序言和结束语之外,共有7个部分。

  第一部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阐明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分析党产生的历史背景,总结党领导人民在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和创造的伟大成就,以及创立毛泽东思想、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大成就。强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第二部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阐明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巩固新生政权,成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历史进程和创造的伟大成就。总结党加强执政党建设所作的努力和积累的初步经验,在阐述这一时期党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科学评价。强调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第三部分“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阐明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总结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的历史贡献,从党领导全面开展拨乱反正、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容应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系列风险考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方面,展现新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和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强调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第四部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阐明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深入分析新时代党面临的形势、面对的风险挑战,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外交工作等13个方面,分领域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重点总结九年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强调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第五部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在全面回顾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重大成就基础上,以更宏阔的视角,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即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阐述党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进步事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作的历史性贡献。这五条概括,既立足中华大地,又放眼人类未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贯通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第六部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概括了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条历史经验是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证,揭示了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根本途径。强调这十条历史经验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第七部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围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强调全党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强调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强调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调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同志们!审议通过这个决议,是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大家要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贯通把握历史、现在、未来,深入思考、深入研讨,聚精会神、集思广益,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共同把这次全会开好、把决议稿修改好。

原文: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1-11/16/c_1128069845.htm

北京首发30个新职业薪酬数据

日前,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2021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薪酬大数据报告》,《报告》基于本市2020年度相关调研数据,按照行业、职位、群体等维度对薪酬数据进行了分析,首次发布30个新职业的薪酬水平。

2020年度北京市企业薪酬调查报告采用了“线上”加“线下”结合的模式开展调查。其中,“线下”数据涉及北京地区抽样调查企业4958户,包含在岗职工751202人;“线上”数据涉及北京地区1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33个细分行业,共计5498家企业,涉及在岗个体职工1097237人,以及应届高校求职毕业生317622人。

《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北京市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多数行业薪酬中位值较上年度有不同程度的增长。2020年度行业薪酬中位值排名前五位的是货币金融服务(28.54万元)、资本市场服务(27.06万元)、互联网和相关服务(21.01万元)、新闻和出版业(20.25万元)、保险业(17.54万元)。年度薪酬调查数据表明,北京市在金融、科技等行业薪酬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此外,2020年薪酬中位值排名最末五位的行业分别是,商务服务业(6.20 万元)、畜牧业(5.84万元)、纺织服装和服饰业(5.52万元)、餐饮业(5.38万元)、居民服务业(4.68万元)。受疫情影响,餐饮业和居民服务业中位值较往年略有下降。

在内容上,《报告》增强了社会公共服务性,首次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颁布以来发布的三批新职业(截至2020年12月)调查工资价位,发布了30个新职业的薪酬水平。这些新职业的工资水平整体较高,半数以上职业的年薪中位值超过了15万元。同时《报告》还公布了应届毕业生、技能人才等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群体的薪酬情况。

根据国家和北京市“十四五”规划以及产业发展,《报告》增加了北京地区区域性特色,即新增了“三城一区”“北京智造”等能够反映北京建设发展的特色内容,以期能够更好地指导和促进人才流动,推动北京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首都建设提供助力。

据悉,《报告》的出版发行,将进一步发挥好企业薪酬调查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功能作用,有效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全力助推北京高质量发展。(@北京日报 记者 代丽丽)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本文转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为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优化类型定位,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切实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技能型社会,弘扬工匠精神,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二)工作要求。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技能培养融合统一;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形成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坚持面向市场、促进就业,推动学校布局、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相对接;坚持面向实践、强化能力,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坚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营造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

(三)主要目标

到2025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办学格局更加优化,办学条件大幅改善,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职业教育吸引力和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到2035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大幅提升,职业教育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度匹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作用显著增强。

二、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

(四)巩固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加强省级统筹,确保公平公正。加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及时总结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办学规律和制度模式。

(五)推进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纵向贯通。大力提升中等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优化布局结构,实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采取合并、合作、托管、集团办学等措施,建设一批优秀中等职业学校和优质专业,注重为高等职业教育输送具有扎实技术技能基础和合格文化基础的生源。支持有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试办社区学院。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实施好“双高计划”,集中力量建设一批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高标准建设职业本科学校和专业,保持职业教育办学方向不变、培养模式不变、特色发展不变。一体化设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各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培养方案衔接,支持在培养周期长、技能要求高的专业领域实施长学制培养。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开展职业本科教育。按照专业大致对口原则,指导应用型本科学校、职业本科学校吸引更多中高职毕业生报考。

(六)促进不同类型教育横向融通。加强各学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渗透融通,在普通中小学实施职业启蒙教育,培养掌握技能的兴趣爱好和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能力。探索发展以专项技能培养为主的特色综合高中。推动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高等职业学校与应用型大学课程互选、学分互认。鼓励职业学校开展补贴性培训和市场化社会培训。制定国家资历框架,建设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实现各类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加快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三、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

(七)优化职业教育供给结构。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优先发展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产业需要的一批新兴专业,加快建设学前、护理、康养、家政等一批人才紧缺的专业,改造升级钢铁冶金、化工医药、建筑工程、轻纺制造等一批传统专业,撤并淘汰供给过剩、就业率低、职业岗位消失的专业,鼓励学校开设更多紧缺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形成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推进部省共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持续深化职业教育东西部协作。启动实施技能型社会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地方试点。支持办好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强化校地合作、育训结合,加快培养乡村振兴人才,鼓励更多农民、返乡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支持行业企业开展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在岗继续教育制度。

(八)健全多元办学格局。构建政府统筹管理、行业企业积极举办、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健全国有资产评估、产权流转、权益分配、干部人事管理等制度。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各类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鼓励职业学校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建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实训基地,共建共享公共实训基地。

(九)协同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各级政府要统筹职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规模、结构和层次,将产教融合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建设一批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打造一批引领产教融合的标杆行业,培育一批行业领先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积极培育市场导向、供需匹配、服务精准、运作规范的产教融合服务组织。分级分类编制发布产业结构动态调整报告、行业人才就业状况和需求预测报告。

四、创新校企合作办学机制

(十)丰富职业学校办学形态。职业学校要积极与优质企业开展双边多边技术协作,共建技术技能创新平台、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服务地方中小微企业技术升级和产品研发。推动职业学校在企业设立实习实训基地、企业在职业学校建设培养培训基地。推动校企共建共管产业学院、企业学院,延伸职业学校办学空间。

(十一)拓展校企合作形式内容。职业学校要主动吸纳行业龙头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专业规划、课程设置、教材开发、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合作共建新专业、开发新课程、开展订单培养。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主导建立全国性、行业性职教集团,推进实体化运作。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支持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引导企业按岗位总量的一定比例设立学徒岗位。严禁向学生违规收取实习实训费用。

(十二)优化校企合作政策环境。各地要把促进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作为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激励政策、乡村振兴规划制定的重要内容,对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式激励,按规定落实相关税费政策。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把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情况,作为各类示范企业评选的重要参考。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把校企合作成效作为评价职业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内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要支持企业参与和举办职业教育。鼓励金融机构依法依规为校企合作提供相关信贷和融资支持。积极探索职业学校实习生参加工伤保险办法。加快发展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实训责任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鼓励保险公司对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保险专门确定费率。职业学校通过校企合作、技术服务、社会培训、自办企业等所得收入,可按一定比例作为绩效工资来源。

五、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十三)强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全面提升教师素养。完善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认定制度,在国家教师资格考试中强化专业教学和实践要求。制定双师型教师标准,完善教师招聘、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绩效考核标准。按照职业学校生师比例和结构要求配齐专业教师。加强职业技术师范学校建设。支持高水平学校和大中型企业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落实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的规定,支持企业技术骨干到学校从教,推进固定岗与流动岗相结合、校企互聘兼职的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继续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十四)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质量和实效,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举办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普遍开展项目教学、情境教学、模块化教学,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全面实施弹性学习和学分制管理,支持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竞赛活动。办好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十五)改进教学内容与教材。完善“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机制,按照生产实际和岗位需求设计开发课程,开发模块化、系统化的实训课程体系,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深入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完善认证管理办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及时更新教学标准,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典型生产案例及时纳入教学内容。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先进标准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强化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分层规划,完善职业教育教材的编写、审核、选用、使用、更新、评价监管机制。引导地方、行业和学校按规定建设地方特色教材、行业适用教材、校本专业教材。

(十六)完善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健全教师、课程、教材、教学、实习实训、信息化、安全等国家职业教育标准,鼓励地方结合实际出台更高要求的地方标准,支持行业组织、龙头企业参与制定标准。推进职业学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完善职业教育督导评估办法,加强对地方政府履行职业教育职责督导,做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和高等职业学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健全国家、省、学校质量年报制度,定期组织质量年报的审查抽查,提高编制水平,加大公开力度。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将其作为批复学校设置、核定招生计划、安排重大项目的重要参考。

六、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

(十七)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水平。办好一批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加强与国际高水平职业教育机构和组织合作,开展学术研究、标准研制、人员交流。在“留学中国”项目、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中设置职业教育类别。

(十八)拓展中外合作交流平台。全方位践行世界技能组织2025战略,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合作。鼓励开放大学建设海外学习中心,推进职业教育涉外行业组织建设,实施职业学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高技能领军人才和产业紧缺人才境外培训计划。积极承办国际职业教育大会,办好办实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形成一批教育交流、技能交流和人文交流的品牌。

(十九)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探索“中文+职业技能”的国际化发展模式。服务国际产能合作,推动职业学校跟随中国企业走出去。完善“鲁班工坊”建设标准,拓展办学内涵。提高职业教育在出国留学基金等项目中的占比。积极打造一批高水平国际化的职业学校,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教学资源。各地要把职业教育纳入对外合作规划,作为友好城市(省州)建设的重要内容。

七、组织实施

(二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支持和帮助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工作部门联席会议要充分发挥作用,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落实对职业教育工作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职责。国家将职业教育工作纳入省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各省将职业教育工作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考核。选优配强职业学校主要负责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职业教育干部队伍。落实职业学校在内设机构、岗位设置、用人计划、教师招聘、职称评聘等方面的自主权。加强职业学校党建工作,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开展新时代职业学校党组织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立德树人全过程。

(二十一)强化制度保障。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地方结合实际制定修订有关地方性法规。健全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职业教育经费的体制。优化支出结构,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严禁以学费、社会服务收入冲抵生均拨款,探索建立基于专业大类的职业教育差异化生均拨款制度。

(二十二)优化发展环境。加强正面宣传,挖掘宣传基层和一线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成才的典型事迹,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打通职业学校毕业生在就业、落户、参加招聘、职称评审、晋升等方面的通道,与普通学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对在职业教育工作中取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在职业教育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技术技能人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各地将符合条件的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纳入高层次人才计划,探索从优秀产业工人和农业农村人才中培养选拔干部机制,加大技术技能人才薪酬激励力度,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