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钰】

“出版行业是夕阳产业”这句话就像一句蓄谋已久的预言，高悬于从业者头上。作为一名童书编辑，进入童书出版行业已经三年了，三年对其他行业来说足以积累相当丰富的经验，但对出版行业来说，三年仅仅是起步而已。

图书有未来吗？这是很多从业者也无法清晰回答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意大利历史学家安伯托·艾柯已经回答得很清楚。艾柯将文本分为两种：供阅读的书和供查阅的书，互联网无疑会让那种供查阅的百科全书、手册消亡，但那种供阅读的书“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不仅是为了文学，也是为了一个供我们仔细阅读的环境，不仅仅是为了接受消息，也是为了要沉思作出反应。”

到目前为止，书还是最经济、最灵活、最方便的信息传输方式，而且花费非常低。图书行业从电子书改变图书的阅读形式，到直播行业改变图书的销售模式，新兴事物让图书从内到外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在“图书仍有未来”这一前提下，我们进一步讨论童书。很多从业者认为童书的市场占比在未来还会进一步提升。

近些年，中国童书出版确实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创造了连续18年平均两位数增长的奇迹。疫情期间，全世界的童书市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程度的增长。2019年，少儿童书市场码洋在大众图书市场的码洋比例整体占比为23.28%。

图片来源：北京开卷

从我自身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数据，还是感性感受，确实觉得童书行业发展得一年比一年好。

我对童书充满了希望，同时也有很多忧思。外版书做得越多，越忍不住望洋兴叹。外版书，无论是科普书还是小说，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比本土领先很多。

外版科普书已经细分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有的科普书甚至都不敢相信是为儿童做的。在我们还非常感性地为孩子展现敦煌洞窟的照片时，外版的美育科普书已经将艺术品的方方面面做得“尽态极妍”，开始为孩子们科普美术馆的发展历史，教孩子们如何策展了，比如让我无比惊艳的科普书《美术馆全知道》。

图片来源：北京开卷

外版儿童小说也非常繁荣。众多学院派作家投入到写作事业中，专门为儿童写作，非常有市场意识、理性而有技巧地创作高水准的儿童小说。

拿我们刚刚立项的几本大奖小说来说，《天空落幕时》（When the Sky Falls）、《当世界属于我们》（When the World Was Ours）和《午夜守护者》（the Midnight Guardians）都是2021年出版的描写二战的小说，都是大赛获奖作品，这三个故事完全不同——风格从现实到魔幻，主人公从人到动物到精灵，对“二战”这一主题的阐释角度之丰富，讲述的故事令人信服的程度，都让人忍不住感慨英国当代儿童小说简直百花齐放。这不仅说明这批儿童小说作家非常优秀，更说明英国儿童文学的生态非常健康、非常有活力。

我每次找外版儿童小说都非常惊喜，这些小说要么很新潮，比如将亲情话题与时空穿越结合在一起的《与仓鼠一起穿越时空》；要么将陈旧的历史故事处理得创意十足，比如将热气球第一次升天的故事改写成以儿童为主角的冒险小说《追逐天空的人》；要么直面严肃的社会议题，比如将性侵话题以非常得体的尺度抛给孩子的《战斗的语言》；要么以极其细致的笔触将庸常的小故事讲得高潮迭起，比如讲述一个结巴男孩如何成为一名脱口秀演员的《我叫比比比利》。

你能在他们新创作的小说中看到多种维度、信息丰富的作品，你能感受到作家们自由、丰沛的创作意愿，看到作家们的社会责任感，我相信阅读这些文本长大的孩子一定不会讨厌看书。

引进外版儿童文学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问题——YA小说（Young Adult Fiction），YA小说是指面向12-18岁青少年的文学作品，而这部分书籍在国内无人阅读。

按照儿童文学的定义，它的读者对象应该是0-18岁，然而我们日常引进的小说集中于7-12岁，12-18岁这个年龄段的小说几乎不做，即使做了也很难推广。这与欧美国家恰恰相反，他们最畅销的是YA小说，图画书则是小头。

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中国孩子不需要阅读吗？我想更有可能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没有时间阅读，或者他们在阅读一些家长不愿意让他们阅读的文本，比如言情小说、仙侠小说。

我们今年做了两本YA小说，一本是讨论抑郁症的《挑战者深渊》，一本是讨论死亡话题的《给洛蒂的23封信》，这两本书文本非常优秀，主题非常深刻，在国外获奖无数，但引进后毫无水花，做这种书很难不沮丧。

奇想国的黄晓燕老师针对这种现象表达了她的看法：做书有时候是需要引领读者的，可以比读者快那么一步。在读者的阅读习惯没有被培养起来之前，确实需要出版社、出版商、出版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去为读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文本，出版人应该拿出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去面对不如意的市场反馈。

我也相信，在多方的坚持下，未来孩子们在每个年龄段都能自由地、有选择地阅读适合他们的文本。

相比外版书，做原创图书难度比较大，除了出版社、出版商的逐利行为，与作者创作的局限、不成熟的读者都有一定关系。

对比国外，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无论是小说还是科普书，国内极少有作者专门为儿童创作。不少儿童文学作家都由成人书作家转型而来，比如陈丹燕在创作《我的妈妈是精灵》之前，致力于向读者讲述她看到的上海，讲的是一座城市的风花雪月和人间烟火。

科普领域就更难找到专门为儿童写作的作者了，大多数儿童科普书都是成人书“改一改”，删减一点内容，配一些插图，一本内容扩成三本，因为没有专门为儿童创作的基因，作者和编辑都很难“蹲下来”考量儿童的理解力、儿童的知识储备量。

比如最近几年“美育”科普书是一大热点，但原创的图书里，“印象派”“达达主义”这些对儿童来说晦涩难懂的名词俯拾即是，按部就班地科普艺术家、艺术品、艺术流派的图书基本上占了美育图书的大头，精准提炼艺术家、艺术品最大的特点，并以该年龄段儿童能理解的语言予以讲述的图书少之又少。

整体来说，为儿童创作的科普书缺乏专门的作者及其对内容的有机整合，这样的情形在很长一段时间很难改变，这和国内儿童文学发展得比较晚不无关系。

中新社：北京图书大厦推出“童书借阅”服务。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不过我也相信随着童书市场的崛起，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作者投入这片蓝海，也希望作者和编辑都能积极开动脑筋，真正站在儿童的视角创造新的童书产品。

对童书而言，童书的购买者是家长，而家长的选择可能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孩子的阅读行为。作为一个成熟的读者，家长应该能自觉地评价一本童书的优劣，知道给孩子选择适合年龄的读本，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则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

如果是不成熟的读者，家长可能对一本书的优劣毫无概念，相比内容，对图书价格更为敏感，会跟风买一些不适合孩子阅读的图书，不知道如何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比如强迫孩子看书而自己在一旁刷手机。

孩子阅读兴趣的培养，家长责无旁贷，随着童书产品越来越丰富，选书难度会越来越大，这对家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后还不得不提到直播、自媒体的兴起对童书行业的影响。

疫情期间我参加了几场直播，很明显地感受到家长对“刚需”（历史类图书、数学类图书）的热衷。这种小型直播是非常“势利”的，容不得半点情怀，价格需要非常低廉，卖点需要十分直接，家长才会买单。

在争分夺秒的直播间，好故事也确实能打动家长，前提是讲这个故事的时间不会太长。

大部分家长对年龄比较敏感，但这种敏感我认为是流于表面的，对一本书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的孩子读，家长总体来说非常模糊，很难通过主播的讲解和展示做出判断，需要主播给出“这个适合你们家宝宝阅读”的精确答案，才能相对放心地下单。

说到自媒体图书推广平台就不得不提到小红书了。对小红书用户来说，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不再是获取知识的途径，书可能是一件美丽的商品、一个愿望清单。他们以更闲适的态度对待图书，图书真正成了锦上添花或者展现生活方式的东西。

出版行业虽然也在适应变化，尝试建立清晰的规则，但总体来说仍然是一个相对感性的行业，这种“感性”不仅体现在“文本可能是感性的”，比如小说的文本，还体现在这个行业的规则、经验都很难言说，比如一本书好在哪里、为什么畅销，很多时候都玄之又玄，难以说透。

我对童书充满了祝福和希望，也期待这么一小撮明明听到“出版行业是夕阳产业”还奋不顾身投入其中的人，为孩子们做出更多更精彩的图书。

原文链接

日前，东北三省一区“一带一路”职业教育联盟成立，将打破地域隔阂，促进职业教育的交流合作，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为技能人才培养探索新路。

　　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上水平的重要基础。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正处于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关键期，加快发展中国特色、高水平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教育服务振兴发展能力至关重要。

　　当前，我国对职业教育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职业教育迎来发展春天。去年，教育部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其中设置了247个高职本科专业，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被打破。但相比普通学历教育，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总体还不高，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仍是短板，国际交流合作规模需进一步提高。推动职业教育更有“国际范”，要以开放合作的姿态提升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让更多人向高技能人才转变，推动我国技术进步和现代化强国建设。

　　加快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要重点满足“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我国合作日益密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希望通过职业教育合作，推动技能人才培养，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因而，如何培养和输送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加快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搭建高层次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机构交流合作，探索实施“一带一路”技能人才订单式培养。

　　加快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要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原则。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上主要以实践技能为主，缺乏语言能力及跨文化能力的培养，难以适应企业“走出去”需要。弥补职业教育“国际化”短板，就要加快探索国际合作办学的路径，在专业建设、师资队伍等方面加快国际合作，实现技能人才跨文化能力培养。同时，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加快人才培养标准与国际接轨，积极开发国际通用的课程体系，探索境外办学、线上教学，把职业教育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加快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更要瞄准全球技术变革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方向。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对东北地区而言，传统的技能人才培养已难以满足新时代的发展需求，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职业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上加快“升级换代”，由普通技能人才培养向技能型创新人才培养转变，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吴 浩）

原文：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201/26/t20220126_37288340.shtml

日前，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2021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薪酬大数据报告》，《报告》基于本市2020年度相关调研数据，按照行业、职位、群体等维度对薪酬数据进行了分析，首次发布30个新职业的薪酬水平。

2020年度北京市企业薪酬调查报告采用了“线上”加“线下”结合的模式开展调查。其中，“线下”数据涉及北京地区抽样调查企业4958户，包含在岗职工751202人；“线上”数据涉及北京地区1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33个细分行业，共计5498家企业，涉及在岗个体职工1097237人，以及应届高校求职毕业生317622人。

《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北京市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多数行业薪酬中位值较上年度有不同程度的增长。2020年度行业薪酬中位值排名前五位的是货币金融服务（28.54万元）、资本市场服务（27.06万元）、互联网和相关服务（21.01万元）、新闻和出版业（20.25万元）、保险业（17.54万元）。年度薪酬调查数据表明，北京市在金融、科技等行业薪酬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此外，2020年薪酬中位值排名最末五位的行业分别是，商务服务业（6.20 万元）、畜牧业（5.84万元）、纺织服装和服饰业（5.52万元）、餐饮业（5.38万元）、居民服务业（4.68万元）。受疫情影响，餐饮业和居民服务业中位值较往年略有下降。

在内容上，《报告》增强了社会公共服务性，首次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颁布以来发布的三批新职业（截至2020年12月）调查工资价位，发布了30个新职业的薪酬水平。这些新职业的工资水平整体较高，半数以上职业的年薪中位值超过了15万元。同时《报告》还公布了应届毕业生、技能人才等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群体的薪酬情况。

根据国家和北京市“十四五”规划以及产业发展，《报告》增加了北京地区区域性特色，即新增了“三城一区”“北京智造”等能够反映北京建设发展的特色内容，以期能够更好地指导和促进人才流动，推动北京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首都建设提供助力。

据悉，《报告》的出版发行，将进一步发挥好企业薪酬调查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功能作用，有效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全力助推北京高质量发展。（@北京日报 记者 代丽丽）

本文转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为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优化类型定位，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切实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技能型社会，弘扬工匠精神，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二）工作要求。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技能培养融合统一；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形成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坚持面向市场、促进就业，推动学校布局、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相对接；坚持面向实践、强化能力，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坚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营造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

（三）主要目标

到2025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办学格局更加优化，办学条件大幅改善，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职业教育吸引力和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到2035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大幅提升，职业教育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度匹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作用显著增强。

二、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

（四）巩固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加强省级统筹，确保公平公正。加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及时总结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办学规律和制度模式。

（五）推进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纵向贯通。大力提升中等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优化布局结构，实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采取合并、合作、托管、集团办学等措施，建设一批优秀中等职业学校和优质专业，注重为高等职业教育输送具有扎实技术技能基础和合格文化基础的生源。支持有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试办社区学院。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实施好“双高计划”，集中力量建设一批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高标准建设职业本科学校和专业，保持职业教育办学方向不变、培养模式不变、特色发展不变。一体化设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各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培养方案衔接，支持在培养周期长、技能要求高的专业领域实施长学制培养。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开展职业本科教育。按照专业大致对口原则，指导应用型本科学校、职业本科学校吸引更多中高职毕业生报考。

（六）促进不同类型教育横向融通。加强各学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渗透融通，在普通中小学实施职业启蒙教育，培养掌握技能的兴趣爱好和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能力。探索发展以专项技能培养为主的特色综合高中。推动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高等职业学校与应用型大学课程互选、学分互认。鼓励职业学校开展补贴性培训和市场化社会培训。制定国家资历框架，建设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实现各类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加快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三、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

（七）优化职业教育供给结构。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优先发展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产业需要的一批新兴专业，加快建设学前、护理、康养、家政等一批人才紧缺的专业，改造升级钢铁冶金、化工医药、建筑工程、轻纺制造等一批传统专业，撤并淘汰供给过剩、就业率低、职业岗位消失的专业，鼓励学校开设更多紧缺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形成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推进部省共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持续深化职业教育东西部协作。启动实施技能型社会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地方试点。支持办好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强化校地合作、育训结合，加快培养乡村振兴人才，鼓励更多农民、返乡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支持行业企业开展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在岗继续教育制度。

（八）健全多元办学格局。构建政府统筹管理、行业企业积极举办、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健全国有资产评估、产权流转、权益分配、干部人事管理等制度。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各类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鼓励职业学校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建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实训基地，共建共享公共实训基地。

（九）协同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各级政府要统筹职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规模、结构和层次，将产教融合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建设一批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打造一批引领产教融合的标杆行业，培育一批行业领先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积极培育市场导向、供需匹配、服务精准、运作规范的产教融合服务组织。分级分类编制发布产业结构动态调整报告、行业人才就业状况和需求预测报告。

四、创新校企合作办学机制

（十）丰富职业学校办学形态。职业学校要积极与优质企业开展双边多边技术协作，共建技术技能创新平台、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服务地方中小微企业技术升级和产品研发。推动职业学校在企业设立实习实训基地、企业在职业学校建设培养培训基地。推动校企共建共管产业学院、企业学院，延伸职业学校办学空间。

（十一）拓展校企合作形式内容。职业学校要主动吸纳行业龙头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专业规划、课程设置、教材开发、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合作共建新专业、开发新课程、开展订单培养。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主导建立全国性、行业性职教集团，推进实体化运作。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支持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引导企业按岗位总量的一定比例设立学徒岗位。严禁向学生违规收取实习实训费用。

（十二）优化校企合作政策环境。各地要把促进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作为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激励政策、乡村振兴规划制定的重要内容，对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式激励，按规定落实相关税费政策。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把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情况，作为各类示范企业评选的重要参考。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把校企合作成效作为评价职业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内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要支持企业参与和举办职业教育。鼓励金融机构依法依规为校企合作提供相关信贷和融资支持。积极探索职业学校实习生参加工伤保险办法。加快发展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实训责任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鼓励保险公司对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保险专门确定费率。职业学校通过校企合作、技术服务、社会培训、自办企业等所得收入，可按一定比例作为绩效工资来源。

五、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十三）强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全面提升教师素养。完善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认定制度，在国家教师资格考试中强化专业教学和实践要求。制定双师型教师标准，完善教师招聘、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绩效考核标准。按照职业学校生师比例和结构要求配齐专业教师。加强职业技术师范学校建设。支持高水平学校和大中型企业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落实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的规定，支持企业技术骨干到学校从教，推进固定岗与流动岗相结合、校企互聘兼职的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继续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十四）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质量和实效，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举办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普遍开展项目教学、情境教学、模块化教学，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全面实施弹性学习和学分制管理，支持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竞赛活动。办好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十五）改进教学内容与教材。完善“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机制，按照生产实际和岗位需求设计开发课程，开发模块化、系统化的实训课程体系，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深入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完善认证管理办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及时更新教学标准，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典型生产案例及时纳入教学内容。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先进标准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强化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分层规划，完善职业教育教材的编写、审核、选用、使用、更新、评价监管机制。引导地方、行业和学校按规定建设地方特色教材、行业适用教材、校本专业教材。

（十六）完善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健全教师、课程、教材、教学、实习实训、信息化、安全等国家职业教育标准，鼓励地方结合实际出台更高要求的地方标准，支持行业组织、龙头企业参与制定标准。推进职业学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完善职业教育督导评估办法，加强对地方政府履行职业教育职责督导，做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和高等职业学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健全国家、省、学校质量年报制度，定期组织质量年报的审查抽查，提高编制水平，加大公开力度。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将其作为批复学校设置、核定招生计划、安排重大项目的重要参考。

六、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

（十七）提升中外合作办学水平。办好一批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加强与国际高水平职业教育机构和组织合作，开展学术研究、标准研制、人员交流。在“留学中国”项目、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中设置职业教育类别。

（十八）拓展中外合作交流平台。全方位践行世界技能组织2025战略，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合作。鼓励开放大学建设海外学习中心，推进职业教育涉外行业组织建设，实施职业学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高技能领军人才和产业紧缺人才境外培训计划。积极承办国际职业教育大会，办好办实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形成一批教育交流、技能交流和人文交流的品牌。

（十九）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探索“中文+职业技能”的国际化发展模式。服务国际产能合作，推动职业学校跟随中国企业走出去。完善“鲁班工坊”建设标准，拓展办学内涵。提高职业教育在出国留学基金等项目中的占比。积极打造一批高水平国际化的职业学校，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教学资源。各地要把职业教育纳入对外合作规划，作为友好城市（省州）建设的重要内容。

七、组织实施

（二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支持和帮助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工作部门联席会议要充分发挥作用，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落实对职业教育工作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职责。国家将职业教育工作纳入省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各省将职业教育工作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考核。选优配强职业学校主要负责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职业教育干部队伍。落实职业学校在内设机构、岗位设置、用人计划、教师招聘、职称评聘等方面的自主权。加强职业学校党建工作，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开展新时代职业学校党组织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立德树人全过程。

（二十一）强化制度保障。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地方结合实际制定修订有关地方性法规。健全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职业教育经费的体制。优化支出结构，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严禁以学费、社会服务收入冲抵生均拨款，探索建立基于专业大类的职业教育差异化生均拨款制度。

（二十二）优化发展环境。加强正面宣传，挖掘宣传基层和一线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成才的典型事迹，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打通职业学校毕业生在就业、落户、参加招聘、职称评审、晋升等方面的通道，与普通学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对在职业教育工作中取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在职业教育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技术技能人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各地将符合条件的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纳入高层次人才计划，探索从优秀产业工人和农业农村人才中培养选拔干部机制，加大技术技能人才薪酬激励力度，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

来源：第一财经YiMagazine

　　原标题：职业教育成风口，但困境难解决

　　全社会都认同蓝领工人是刚需，可为何培养蓝领的职业教育始终地位尴尬？

　　记者 | 文思敏

　　编辑 | 孟佳丽

　　张扬的最后一拨客人约在晚上9点。和徒弟柏小玲一起带着客人看完房子后，他到家已临近深夜。连轴转的日子每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有时，他会从早上8点一直忙到晚上11点，期间带着不同的租房客在上海浦东的各个核心居住区穿梭。

　　张扬出生于1998年，但少年老成，时常被认为比真实年龄大十来岁。柏小玲比他晚出生一年，因为刚到公司，不善言辞，两天前被派来跟着张扬学习。

　　2016年高考过后，张扬考入江西应用技术学院，那是赣州当地一所公办高职院校。因为“觉得有意思”，张扬选了工业机器人专业，但后来他发现，这个专业要读下来其实很难，除了高数、C语言这些课程难，专业对英语的要求也很高，不少教材都是英译的。于是，他在学校度过了“翘课睡觉”的3年。

　　毕业后，张扬没有选择专业相关工作。经历过一段短暂而枯燥的餐饮工作后，他就转做了房屋中介，因为收入不错且足够“自由”。

　　实际上，在制造业推动数智化工厂的趋势下，张扬就读的“工业机器人”是一个相当热门的专业，行业人才紧缺。2019年，宁德时代曾为一位有6年工业机器人行业工作经验，并经过3个月专业培训的技术人才开出35万一年的高薪，岗位是资深技术管理岗。2015年教育部把工业机器人技术列入职业教育的专业目录，正是希望职业教育院校能填充这部分人才来源。

　　“这些技术工人大概有三种来源，一种是工业机器人本体制造商和系统集成商里有经验的工程师，但存量很少；一种是工业机器人培训机构，可以提供一些人才来源；第三种是职业学校。”许辉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岗位的需求量很大，所以会倒逼职业教育改革，提升教育质量。”

　　许辉目前是德国耶拿大学的博士候选人，他的研究方向是劳动、产业与经济社会学。“这些工作与我们传统认知中单一操作的流水线工人不太一样。它需要你既有软件知识又有硬件知识，同时还要有通信和机械方面的经验，是很复合的人才需求。”许辉说。

　　许辉去一些学校调查过，在这个领域，职业教育院校普遍没有足够的老师。因为是新专业，很多老师并非该专业出身，“如何让职业教育更贴近企业的实际需求，其实需要一些时间。当下正是缺人的时候，但教育是个长期性问题，要慢慢才能看到效果。”许辉说。

　　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大多数职校毕业生从事的，是与自己专业并不相关的工作。和张扬一样，柏小玲也离自己就读的专业越来越远。从郑州一所高职的建筑设计专业毕业后，她做过老师，也去工厂当过文员。根据她的观察，身边真正去设计院的同学并不多，大多数都和自己一样，做着专业不对口的工作。这些工作往往是房产中介、销售、外卖员——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大量门槛不高的工种出现。

　　在1990年代以前，中专和大专曾经受到人们的青睐。作为干部的预备役，一些中专学校的分数线比普通高中甚至重点高中都要高。但在高等教育扩招后，这些学历失去了原本的光环。

　　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的数据，中等职业学校比上年减少151所。近年来，高等教育的普及让职业学校的发展呈现低迷趋势。自2010年来，中职院校的招生人数逐年下降，直到2019年才有所回暖。然而，根据教育局统计，相比2010年，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的在校生数量也已经下降了29.6%。

　　在企业需求和人才供给之间，存在一道鸿沟。一方面，毕业生因为训练不足被产业筛选，无法得到好的机会；另一方面，企业则因为招不到合适人才，一度用工紧缺——这是一种双输局面。

　　2019年年初，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对职业教育动刀。这一方案的指导意见一共20条，因此又被称为“职教20条”。文件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并提出要在5至10年内让职业教育完成由“政府主导”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化办学”的格局转变。

　　可以说，产业侧的“用工荒”倒逼职业教育院校推进供给侧改革，蒙尘已久的职业教育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提前分流，谁是受益者？

　　在“职教20条”中，“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的口号再次被强调。“职普比相当”并非新政策，早在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就首次提出了“职普比大体相当”的说法，只是之后这一目标始终维持地很艰难，大部分地区依然难以做到1：1。直到“职教20条”再次提起，家长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对孩子未来道路的规划——在教育已经实现普及化的当下，一路高考、升学、换取好工作的路径已经不再那么理所当然。

　　《文凭社会》一书中，社会学家Randall Collins认为，在现代社会，教育是一种通货，可以用来交换工作机会。与其他所有通货一样，当供给不断增加而货物却有限时，教育通货的购买力会下降，作者称之为“文凭的通货膨胀”。因此，面临学历贬值，人们所能做的是通过进一步提升学历，以增强个人的就业竞争力。

　　要拿到高等院校门票，升入普通高中一度被视为唯一的机会，而普职比对半分导致高考的竞争压力进一步下移到初中，甚至小学。为了达成普职比例1：1的目标，一些地方政府在十多年前就划下严格的“中招红线”，只有达到一定的中考分数才能分流到普通高中。

　　许辉的家乡江苏就是严格执行地区之一，多年以来“分流最为严格”。在许辉读书的年代，中考录取率就已经不到50%，他的初中同学毕业后有一半以上的人要么进入本地职校，要么直接开始工作。从社会经济角度看，江苏的分流给地方产业提供了很好的人才支持，但同时也成为初中毕业生向上升学的拦路虎，将一些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初中毕业生拦在了普通高中的门外。

　　中国对学生的分流设计来自于对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参考，后者有效运作的职业教育体系被认为是支撑德国制造业发展的根基。在中国发展制造业的纲领之下，德国的成功经验成为了很好的学习对象。“德国的职业教育特色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关键词，分流、双元制和转轨。”许辉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

　　德国的学生从小学四年级起便要开始第一次分流。在分流前，会有一些职业探索课程供学生选择，以判断学生的个人潜能。按照成绩和个人兴趣，在小学毕业后，学生会进入到职业预校、实科中学或者文理中学。

　　按照对学生培养的不同定位，各类中学的学制、运作模式均有所不同。成绩稍弱的孩子会进入职业预校就读，学制5年，实科中学的学生可进可退，学制为6年。这两类学生是职业教育的主体，往上升学会进入应用类大学。文理中学学制最长，长达8年，学生毕业后会升入综合类大学。

　　“早分流对于行业和企业来讲是好事，较早地锁定未来员工，企业可以较早介入，投入相应的培训成本。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也会更高。晚分流就需要在前期打好文化基础，才能有利于后续的发展。”匡瑛说。匡瑛是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是比较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政策等领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认为，分流制度是用“实惠置换梦想”，以实实在在的职业技能教育帮助学业稍弱的学生平稳过渡，进入职业社会，不用在无尽的考试中陪跑。虽然这一做法的代价有些残忍，它剪断了一些学生的高校梦想。

　　德国的职业教育制度设计之所以为人称赞，有部分原因是，选择职业教育方向的学生，可以从中职、高职，走向应用型本科、硕士乃至博士——在升学路径上，职业性人才和研究性人才无异。

　　上海市实行的中本贯通就是一种既满足职业教育需求，又满足学生及家长的升学需求的创新模式。匡瑛参与了上海市贯通教育培养模式（包括中高贯通和中本贯通）的设计和论证。其中，中本贯通就是以中职教育和应用本科教育联合培养初中毕业生的培养模式，开始于2014年。在参加完3年中职阶段学习后，通过转段甄别，学生就可以进入到为期4年的应用本科阶段。

　　在培养方案中，中本贯通的中职不等同于普通中职，本科阶段也有别于普通本科。3年的中职阶段会加入本科的部分理论，4年本科阶段则会为学生延续中职贯穿的实践方式，二者共同构成一体化的培养体系。“7年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具复合性和高端性，学生有更多机会跟企业合作，以及做工学交替。”匡瑛说。如今，这一模式正受到一些担心孩子被分流的家长的欢迎。

　　据上海市临港科技学校校长张黎明的观察，近两年，招生情况明显好转，尤其在贯通教育模式的推动下，生源质量有了提升，“中本贯通的学生要达到区重点中学的分数线，中高贯通则要达到普通高中的分数线。”

　　生源质量的提升打破了过去对职校的偏见。职业教育院校一度被认为是“差生”聚集地，分流则往往被外界误读为是一种学生的“被迫选择”。在过去20年间，缺乏好生源、没有完整的培养体系，职业院校的办学效果一直不佳，从而对学生和家长更加缺乏吸引力，形成恶性循环。

　　但如今，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新一批初中生和家长对职校的看法已经有了改观。除去中本贯通被一些上海家长认为是一种“曲线救国”式的本科升学通道，学生选择公立中职院校也会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考量。

　　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的李宜珍正在备战明年的春季高考，这是属于高职类学生的高考，通过考试后她可以升入大专。李宜珍是随迁子女，3年前，由于没有深圳户口，在相同分数下，深户同学可以去公立高中，她却只能选择私立高中。

　　私立高中费用昂贵，并且按照她的成绩，不一定能通过高考考上本科。春季高考比普通高中高考要简单很多，按照高考班的升学路径，只用考语数英三门，总分在250分以上就可以进入广州当地排名前列的大专。既然是同样的结果，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轻松的方式？再三考虑后，李宜珍说服了父母。

　　但很多亲戚朋友不理解，“大家觉得我去读职校是因为考不上高中，但我的成绩在班上算比较前面的。只不过别人选择了私立高中，我选择了公办职校。因为读的是职校，别人就会觉得你就是不行了，你已经没有用了，我听到太多这种话，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李宜珍说。

　　通过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职校的招生人数在近两年有了突破性的上升。

　　广州市城市建设职业学校教研室主任彭玉蓉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她所在的广州市土房学校，去年来自广州市内的生源人数是300多人，今年这一数字超过了900，占据全部生源的近1/3。“很久没有看到这么高的比例了。”彭玉蓉说。

　　可以看到，尽管选择职业教育，但学历依然是学生和家长看重的重点，在分流之后，是否还有机会重新选择，是未来职业教育制度改善的方向。在德国的教育体系设计中，除了分流，回流通道也随时敞开，学生有机会为自己调整选择，综合类大学和应用类大学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壁垒。

　　“英国和澳大利亚也是一样的，也会有一些国家资格认证的框架，通过资格框架，你现有的职业资格可以等值于什么，然后通过等值可以申请上一级别的院校。”匡瑛说。“所以我们在做制度设计的时候，也希望以后能够融通，而不是一次分流。分流了以后还有机会再次选择，多次回流。”

　　教育最终仍然无法割断与就业的联系。匡瑛认为，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缺的一块叫职业生涯规划。德国、美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会投入比较大的精力帮助学生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在美国，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都会有一揽子的生计教育，学校会有很多职业体验、职业启蒙和职业生涯规划，让他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职业，了解不同职业所面临的工作环境和所需具备的能力素质。”匡瑛说，“职业探索相当于是给学生多次职业模拟的机会。”

　　校企合作的多种可能性

　　“职业教育的衡量标准就是解决问题，我们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就像医生一样，开药方或手术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上海博世汽车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刘勇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

　　过去，单纯由学校提供的职业教育与社会的实际需求脱节，除了课程内容过时、难以与产业进步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往往也是通用版本，很难和企业的精细化需求对接。以汽车行业为例，“目前汽车专业普遍都是电喷电控和新能源智能化了，但一些学校还在考核化油器车型，这些东西你在市场上找都找不到。”刘勇说。

　　双元制被认为是德国职业教育的精髓，即由学校、企业和行业协会共同为学生制定培育计划，甚至共同决定某种职业的具体技能要求。学生每周在学校上一天或两天理论课程，其余时间在企业做实操性训练。这种方式让德国的职业教育与社会实际需求挂钩，成为承接学生们顺利就业的安全网。

　　该校理实一体化汽车整车实训中心，主要用于低中高端汽车机电检测与维修训练。图片/麻耀刚

　　彭玉蓉介绍，校企合作大致有三种模式，由浅入深层层递进。最常见的是实习和就业人才输送的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部分企业会进一步深入，在学校开设“订单班”，先挑选适合培养的人，然后针对这部分人做针对性培养。更深度的融合模式是企业会介入招生阶段，并且在之后几年的就读过程中，更深层地培养学生，并提前锁定学生。

　　刘勇创办的技术学校就以与保时捷的产教深度融合为特色。一方面，保时捷会与学校设置课程同步精准化，比如每一款车型的发动机该如何拆装，发动机检测该如何做，每一道工序有哪些技术操作要求等等。另一方面是课程的通用化，比如通用的轮胎拆装标准都是对角拆，这是通用技术。“但再细化一些，奔驰第8代是这样的，宝马第8代是那样的，还可以根据品牌来精细化。”刘勇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

　　作为校企深度合作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保时捷第一款电动车Taycan还没有上市的时候，学生和老师已经完成了培养。“如果你没有跟企业合作，等上市以后才能拿到资料，其实已经落后市场很多了。”刘勇说。

　　上海博世汽车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的一位汽车机电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保时捷汽车机电核心课程。图片/麻耀刚

　　刘勇创办的这所学校是一所成立于上海的民办职业技术学校，自负盈亏，因此需要敏捷地反映市场，才能获得竞争力。而对于公立职校来讲，受限于学校的吸纳能力、地方经济发展状况等现实条件，校企合作的阻碍也更大。企业在过程中的投入与产出的回报率不高，因此也不愿意多投入。

　　更重要的是，中国技术人才的流动性大，企业不愿意做“亏本生意”。“企业要培养技术工人，其实投入并不小，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现在整体的跳槽率和流动率非常高，往往一个很小的原因就跳槽了，（学生）对企业缺乏忠诚度。”匡瑛说。

　　而在双元制下，德国的企业鲜少有这样的顾虑。敢于投入的原因在于企业自身的利益有法律保障，比如会跟学生签约，学生如果失信可能会遭遇诉讼，面临赔钱甚至被行业拉入“黑名单”的后果。

　　江苏太仓是300多家德资企业的聚集地，也采用以行业性合作的方式来同时保证培养方案和企业利益的运转。比如约束企业之间的薪资不能差异太多，不能高薪挖人等等——通过一些行业和法律规范来限制技术工人的流动性。如果企业没有投资过工人的培训费用，并且希望挖走一位技术工人，那么它需要向之前提供培训的企业支付数千元的人员培养费。“但是这一共识仅限于德资企业，德企之外的企业可能缺乏这样的行业共识。”许辉说。

　　集聚式正越来越成为更多制造企业做校企合作项目的方向。一位中部地区的校企合作项目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其所在行业正在集合十来个代表企业与学校共建。合作会保证两个方面的筛选：首先是筛选生源，比如在10个学校里筛选100个合格学生，企业与学校共同在实战中培养这些学生；另外，企业与企业之间也会互相筛选，以保证集群企业的门槛。

　　佛山指南车智能制造研究院的实训学员正在企业内部跟着技术服务工程师学习。

　　该校培训基地内部，学员正在观摩学习机器人焊接操作。图片/许辉提供

　　在这个案例中，不同企业的多样性还增加了学生的就业选择。比如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可以提供生产、研发、制造、销售、维修等各个环节的岗位。企业和学生之间就成为一种双向选择。这个项目目前运作刚满一年，还在观察期。这位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运作情况比较良性。

　　“这样一来企业有大批学生可以挑选，学生自己的反馈也不错。”这位负责人说，“今年80%的学生都联系到了实习单位，剩下20%可能要去专升本或者有其他的打算。”

　　不过，校企共育是长期性的过程，当企业看不到有利的投入产出比，中途退出的几率并不低。彭玉蓉认为，最后那些选择坚持下来的企业应该得到更多鼓励。“一些企业能够长期坚持下来，支持我们的专业建设，支持我们的教学，接纳我们的学生。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令人感动。”彭玉蓉说，“虽然我们的学生确实也能补充他们存在的人力缺口，但来自更高层面的，比如说政府、社会以及行业协会对企业在这方面投入的认可还有待体现。”

　　从工厂“消失”的年轻人

　　作为新一代职校毕业生，制造业已不在张扬和柏小玲的工作考虑范围内。互联网经济催生出更多灵活的工作机会，在疫情过渡期，张扬就当过一段时间的外卖骑手。

　　剥削感重是年轻人不喜欢工厂的原因之一。柏小玲曾去一家喇叭生产厂做文职实习，偶尔也会因生产需要去流水线上帮忙。为了提高效率，流水线被要求以最高速运转，一旦产品因为做不过来而堆积，管理者就会训斥工人。

　　除此之外，频繁换人是小工厂里经常发生的事，也是一些工厂的“省钱”方式。工厂一般会压10到15天的工资，不适应的人很快就会走，然后换新的人进来。柏小玲没有打算在工厂里长待，因为收入微薄，一个月只有不到4000元。

　　“工厂里一般年轻人很少，要么年龄很小，比如零几年出生的，刚中专或高中毕业，要么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阿姨，其他地方不愿意收她们。”柏小玲观察到。

　　“‘缺工荒’倒不一定是个特别坏的事情，它可能会促进两个方面。第一是会让工厂考虑调整它的流水线和产能，因为招不到人，它的智能化水平就要提升。”匡瑛解释道，“第二是它未来需要的人才就要更符合复合型素质，这样企业要给的薪酬会更多，对人的吸引力会增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应该会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10年前，许辉曾经“卧底”富士康，做过一次关于学生工的调查。学校将中职学生以实习名义“倒卖”给工厂，从中抽取佣金费用。从形式上来看，似乎是一种四方获益的局面——工厂解决了用人短缺的问题，学校完成了实习指标计划，政府获得了招商引资项目，学生则可以获取薄弱的薪水。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所做的是训练几个小时就可以胜任的简单重复劳动，既无利于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也无益于学生未来的竞争力提升。

　　如今，越来越多大型工厂在做数智化转型，原本由人工操作的重复劳作正在被机械臂取代，因此对人也有了更多的要求。

　　“智能化以后，企业的组织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岗位更多是人机互动，人要赋予更多决策的功能，因此以往两三个岗位的工作，可能未来只要一个人就可以了。对技术人来说，他需要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可能有工艺问题、技术问题、客户体验问题等，都要能独当一面。这对我们原来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匡瑛说。

　　产线改造过后，制造业对人力的需求会大幅降低。溢出的人力就会被新的服务业形态承接。“外卖骑手中可能有30%到40%是原来制造业退出来的人。等于说，中国用了新的服务业经济吸纳制造业的失业。另一方面，从劳动关系来讲，制造业经过过去20多年的发展，有比较完整的劳动保障体系，但服务业的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是比制造业要差的。”许辉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在上海的几份工作中，张扬和柏小玲都没有和公司签署过劳动合同，取而代之的是合作合同。这意味着公司不会为他们承担任何社会保障，公司与个人之间也只是合作形式。

　　新职业教育需要什么？

　　1980年代，德国的职业教育曾因理论内容过多且脱离实际而饱受业界批评。德国职业教育学者Felix Raune提出“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新职业教育理论”，对职业教育界影响深远。Raune认为，现代企业人才要拥有的不仅仅是适应工作世界的能力，还要具有“从对经济、社会和生态负责的角度，建构工作世界的能力”。其中强调的是人在生产活动中不断运用认知能力解决问题，不断重新表达的过程。

　　职业教育研究者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职业教育不能与真实世界脱钩，需要的是一种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职业教育要跟经济需求挂钩，不能所有学校都开出一堆实用性不高的专业，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对口的工作。”许辉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另一方面是社会观念问题，如何重塑社会观念，这个社会身份是需要被重构的。并且，社会要能弥补工人社会身份的落差。”

　　许辉在自己的研究中建构的一个词叫“新技术工人”，指的是在某一领域——比如工业机器人——有技能偏好的新工人群体。“从出路来讲，好的职业前景、好的社会身份、好的声誉以及户口，这些制度性问题是不是能配套。如果不做这些制度性的安排，光是花钱买设备，职业学校其实对大部分人仍然没有吸引力。”许辉说。

　　回到最本质的问题，如何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是保障生态良性运行的关键。匡瑛认为，现在职业教育改革最核心的是三教改革，也就是教师、教学和教材。这些最核心的部分直接涉及到职业教育的质量，“课堂里老师有没有专业实践能力、钻研精神和工匠精神？能不能研发出适合某个专业学生又快又好的教学方法？有没有适合这个类型学生的教学材料，让学生看到就想学？只有这些都做好了，才能使职业教育的整体质量有所提升。”

　　在专业教学法和教师培养培训方面，德国已经探索了很多年，才能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平的产业工人。“课堂变革才是真正意义上动真格的职业教育的改革。”匡瑛说。如何重建家长和孩子对职业教育的信心和期待，如何让走出校园的技术人才满足企业不断变化的发展需求，这条路还很长。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扬和柏小玲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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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教育部24365系列“互联网+”就业指导新学期第二期全国公益直播课程《大学生理想职业之路》，为全国高校师生讲解了大学生职业发展最优精细规划。主讲老师为教育部创新创业教育委员会委员、万学教育张锐老师。他深度分析了社会组织选拔大学生的核心指标、高阶能力的先进训练方案、关键资历的高效获取方案、就业重要人脉系统的快速构建、职业发展目标的最优选择、连通社会的深度实践模式和高质量求职核心实施步骤等与大学生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专题。张锐认为，大学在教育价值链的最高端，连通了职业与学业两个重要人生阶段，同学们在大学时光中不仅要寻找心灵深处的梦想，还要探索通达梦想的航向，更要锤炼乘风远航的力量，为人生发展赋予新的高度与速度。

当天，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直播,总观看量超过1100万人次。直播课程结束后,活动在广大师生中引发了持续和热烈的讨论。

本次课程在高校学生中反响热烈。兰州大学学生蔡得昱表示：“这次直播内容完全超出正常学业认知，张锐老师传授的三大高端能力受益匪浅。期待自己认真完成各项高价值活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天津大学学生田雨说：“没听张锐老师讲座前，我对职业发展只是一个概念词，这次讲座打开了求职的局限性，对于未来就业发展也有了系统化的路径，期待能沿着张锐老师传授的这条理想职业之路走到自身期待的新高度。”

课程也在高校就业指导老师之间引发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陈姚认为：“大学生理想职业之路”讲座不仅阐明了大学生涯与职业发展的最优路径及核心原理，还提供了科学可行的执行方案，对大一新生和应届毕业生都很有价值。”。中央民族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马映君说：“这次讲座为大学生提供了从职业规划到毕业工作的专业建议。这是目前为止，为大学生提供的从职业规划到毕业工作的最全面、最专业、最系统指导。”

据悉，“24365校园招聘服务”活动是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推出的创新举措，活动平台24小时不打烊，全年365天随时“云”就业。9月还将推出多堂课程，给大学生提供不出家门的就业指导服务，提升大学生求职能力，助力高校大学生走上理想职业之路。

来源：中国网

原文：https://m.gmw.cn/baijia/2021-09/15/1302582402.html